建党100周年大事记

作者:出处: 时间 :2021-08-22浏览量:

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大事记

l 1921:开天辟地一声雷——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

公元1921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社会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必须把视野放到更长远的历史中去,透过风云变幻和波澜壮阔,看清历史的趋势,明晰历史的必然。

(一)

1840年,一个民族屈辱记忆深刻的年份,被称为西方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对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地位和社会性质,使中国由独立的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因而成为历史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革命的任务。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代以来历史大背景。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的上空一直笼罩着西方列强侵略战争的硝烟。比较大的战争有:1840年到1842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56年到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到1885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到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等。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列强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与侵略战争始终紧密相伴的,是妥协和退让,是割地和赔款。英国割去了香港,日本占领了台湾,沙皇俄国攫夺了中国东北西北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领土。侵略战争不仅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还让清政府支付了巨额的战争赔款,仅此一项,中国就损失白银十几亿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不过8000多万两。

在国内,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占有60%~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民和雇农,却没有或有很少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近代中国革命理所当然面临两大根本任务: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推翻他们对中国的统治;反对封建主义,推翻他们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

事实上,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掠攫夺和封建主义剥削压迫的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和革命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风起云涌。同时一批先进中国人率先醒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先驱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等主张;也产生了一批主张改良革新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掀起变法维新运动。

(二)

然而,风起云涌的起义也好,视死如归的维新也罢,终究归于失败。

失败说明了什么?说明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怎么办?只有另寻他路。

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也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逐渐发展,还随着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的失败,一个可由“伟大”来称誉的人物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他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族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

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响亮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905年,他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性质,其制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革命纲领,首次提出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取代腐朽专制的封建王朝的革命目标,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

1911年,旧历辛亥年。经过酝酿、准备以及零星般起义的失败,进入10月,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火山喷发般地爆发了。

这场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它推翻了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清王朝的统治,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政体;它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社会变革;它促进了中国人民思想上的大解放。

毛泽东给予辛亥革命这样的评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以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称孙中山为“先生”。

(三)

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场成功的革命,也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是归根结底,终究还是失败了。

失败了说明什么?说明此路还是不通!

党史教科书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比如,缺少明确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人民大众;没有形成能够领导革命的先进的、坚强有力的政党,等等。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中国由此进入黑暗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其间还导演出复辟帝制的闹剧、丑剧。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而与此相联系,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最重要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达到了200万人左右,日益成为一支重要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同等或类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各类非产业工人,其总数最多时达到4000万人。他们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又同先进生产方式相联系,因而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

历史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期待。

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人们再次发出了中国走什么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的疑问。

失败使人反思,黑暗促人警醒。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难以救中国,必须先有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必须改造“国民性”以求得“思想的解放”。于是,一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刻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以民主和科学为基本口号,向封建正统思想发起了猛烈攻击,一下子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

但是,从政治上讲,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扫清思想障碍。而历史其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的出路。在当时的先进分子之中,早已有人质疑过。李大钊在1916年5月说过:“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毛泽东在1917年8月也说过,“东方思想固然不切于实际生活,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随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各地相继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给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带来极大鼓舞。

走俄国的路?俄国的路是不是中国的路?人们越来越相信。

十月革命不仅让中国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是如何变成活生生现实的,更重要的是,还给中国送来了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马克思这个19世纪西方人的名字,在中国先进分子中越来越深入人心,他的思想的光亮,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前进的道路。

第一个高高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是李大钊。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3年后,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之一。

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歌颂俄国工人阶级的胜利

(四)

一个伟大政党的破土而出绝不是轻轻松松的。

积时积势,终于迎来了伟大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在五四运动中,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运动的中心在由北京转向上海的同时,运动的主体也逐渐由学生转向工人。它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带着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即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启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团结。

1919年6月初,上海工人举行罢工,声援学生的斗争。商人也举行罢市,参加了运动。“五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青年为先锋队,有广大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运动,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积思积理,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走在最前列的,依然是李大钊。1919年9月、11月,他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一些在海外留过学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也做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还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出版。

当然,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愿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为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放肆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胡适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要“根本解决”的主张,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1919年8月他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所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实际上,在这里,李大钊不仅是在有力批驳胡适,也是初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

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还主要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进行的话,那么,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而与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的论争,除李大钊外,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都纷纷撰文加入。这场争论持续一年多时间,从根本上讲,这是一次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甚至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论争。

历史地看,论争不是坏事。在争论中,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推动了进步青年去认识、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一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首先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紧接着是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毛泽东是湖南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1920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影响的指引”,他还提到《共产党宣言》等3本书对他的影响。此外,一部分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等也加入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来。这支信仰者的队伍一旦形成并逐渐扩大,彻底抛弃资本主义救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便成为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同选择,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工人阶级的崛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信仰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

建立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我们是把1921年7月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月份,但实际上,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和建党工作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开始了。

最早酝酿建党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能不说的是,其间的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到中国,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接着又到上海见了陈独秀。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探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经过考察他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应该说,这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组织是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经过是:在同年5月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的组织,并起草共有10条内容的党的纲领。关于党组织名称问题,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意见,李大钊主张用“共产党”。8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在上海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推举陈独秀任书记。到了11月,又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建一个新的社会”。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0年10月,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上海、北京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之后,董必武等在武汉,毛泽东等在长沙,王尽美等在济南,此外,在旅日、旅法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所以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就直接称作“共产党”。而关于早期党组织成员的人数,长期有不同的说法,权威党史读本采用了58人之说。

那么,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做了哪些工作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11月,又创办半公开的《共产党》半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等。其他地方的党组织也利用公开发行的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上海、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工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于1920年8月出版。

二是批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日益扩大,一些打着社会主义实非社会主义的思想派别纷纷宣扬自己的主张,混淆视听,主要有基尔特社会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占有优势;此外,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修正主义也有一定市场。针对这些错误思潮,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与之展开论战,进行坚决斗争,并在论战和斗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

三是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各地陆续创办了一批工人刊物,如北京的《劳动音》、上海的《劳动界》和广州的《劳动者》;还通过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从提高工人文化程度入手进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普及和宣传。组织起来力量大。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成立,这是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当时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

四是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青年团章程,要求建立团组织。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随后,武汉、长沙、天津、广州等地都建立了青年团组织。

(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而一个政党的建立和诞生,又何尝不是历史前进的逻辑的结果,何尝不是时代发展的潮流的必然。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和活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工人群众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提高积极觉悟,也涌现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能够正式建立和领导一个政党的先进分子。这一切充分说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时间不知不觉进入1921年。

3月,李大钊撰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党组织成员建立了联系,建议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外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直到7月23日代表们才在上海聚齐。遗憾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均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当天晚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正式开幕了。现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就是当时一大的会址,当时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各地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首先致辞,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表示祝贺。第二天,各地代表分别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情况。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对党的纲领和决议进行了详尽的讨论。30日晚,因一名神秘男子的突然闯入而中止会议,代表们分批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嘉兴南湖,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的圣地。“红船精神”也成为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精神标识。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党的纲领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一度遭到暗探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实际上这是开天辟地一声雷。响雷过后,革命的火种已然点燃,中国的沉沉黑夜开始渐渐露出曙光。28年后,一个光明的新中国诞生了。

l 1922:新生政党举大旗——中国共产党担起领导中国革命重任

进入1922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茁壮成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还只是政治舞台上一个很小的政党。党的一大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这个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展现出自己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相结合,在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组织和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很快开创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

(一)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善谋势者必成大事”。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为了救亡图存,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顽强斗争。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社会发展大势的认识并不清晰,没有弄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等问题,导致斗争成效甚小。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开始探索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1922年1月,《先驱》发刊词明确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

在积极投身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特点形成基本认识。

国际上,帝国主义列强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1921年底至1922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肯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其实质是在确认美国所占优势的基础上,由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联合统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这次会议后,列强都极力扩大在华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强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

在国内,由列强分别控制的各派军阀矛盾加剧,展开更为激烈的争夺。为争夺北京政府控制权,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等相继爆发,中国陷于极度混乱、战乱绵延的境地。

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

在中国共产党人观察和分析革命形势的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包括共产党员14人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部分代表得到列宁的接见和指导。大会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及其瓜分中国的图谋,总结了远东各国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和经验。并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阐明被压迫民族所面临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讨论共产党人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共产党同民族革命政党进行合作的问题,强调吸收农民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重大意义。

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经过讨论,这次大会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清国际国内形势,完成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的历史任务,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二)

一个政党的政治纲领,就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

基于形势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向社会各界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了辛亥革命以后,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各种特权;肃清军阀,没收军阀官僚的财产,将他们的田地分给贫苦农民;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共产党主张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说明自己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主张。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奋斗,给社会各界留下深刻的印象。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党的二大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举行了三次全体会议,陈独秀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局向大会作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党的二大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列强,除军阀”随即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

党的二大宣言深刻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状况,揭示了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

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具体国情,宣言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

从党的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战略方针的一次重大转变,是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开卷篇的第一句话,足见这个问题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大问题。对此,党的二大宣言进行了初步解答。

《中国共产党宣言》

——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

——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

——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

——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这就回答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长时间没有弄清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也充分表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将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人民指明革命的方向,才能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责任。

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9个决议案。其中,《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是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规定。

党的二大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并邀请共产党员帮助改组国民党。8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局面的最终形成,对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从创建开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都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并成立了公开做职工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很快得到提高。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多次,参加人数达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及资本家、包工头的残酷剥削,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1922年1月,他们在先进分子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下,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中共广东支部在罢工开始后不久,即发出“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持他们的罢工斗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大量的支援罢工斗争的工作,包括向罢工海员捐款、及时发动上海工人成立“香港海员后援会”等。香港海员克服种种困难,使罢工坚持了56天,并将罢工发展成为香港工人同盟总罢工,导致香港的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港英当局被迫于3月8日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至30%的工资,抚恤3月4日“沙田惨案”死难工人家属。后来,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中评价说:“七十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党的二大后,罢工斗争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产生了重大影响。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共有工人1.7万人。湖南党组织非常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毛泽东1921年秋冬两次到安源调查,随后由李立三到此开展工作。1922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9月初,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对罢工作了部署。接着,党组织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经过充分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不得不于9月18日派出全权代表,同工人俱乐部的代表正式签订有13款内容的条约,接受工人们提出的大部分要求。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不久,开滦五矿工人举行了同盟大罢工。开滦五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和唐家庄等五个矿区,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和最早采用新式技术开采的煤矿,矿工共约5万人。1922年10月19日,在中共唐山地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成立了罢工领导机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委员会,向矿务局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要求。由于开滦矿务局采取“坚不退让”的拒绝态度,五矿工人决定从10月23日起举行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各地工人团体以发表通电、捐款捐物等形式,对开滦五矿的工人罢工斗争予以支持。在中共北京地委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北京开滦矿工罢工经济后援会,同时发表宣言,组织人员上街募捐,举行示威游行。各地工会纷纷发表通电,对这次罢工予以声援。开滦矿务局和军阀政府勾结,调集军警3000多人实行武力镇压,10月26日制造了重伤7人、轻伤57人的流血惨案。坚持20多天后,考虑到罢工旷日持久、难以坚持,在矿务局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后,工人们接受了有关方面的调停,忍痛复工。尽管这次罢工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再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它是继香港海员罢工之后,又一次规模很大的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在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

在农民运动方面,被人们誉为“农运大王”的彭湃,1922年6月回到家乡广东海丰,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从7月成立赤山约第一个秘密农会,到1922年底全县已有12个约、98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万户,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青年运动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讨论和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六个决议案。这次大会宣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22年5月10日晚,团一大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上排左起:施存统、张太雷。下排左起:高君宇、蔡和森、俞秀松

在妇女运动方面,上海党组织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1922年开办上海平民女校,主要招收渴望追求革命真理和有志于妇女解放的女青年或贫穷家庭的失学女子。平民女校还组织学员深入工厂,接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学员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其中不少学员成为党的早期妇女干部。

(五)

“打铁必须自身硬”。为了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加强自身的建设。

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之急先锋”。为了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两个重要的原则:一是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要求各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刘少奇后来在《论党内斗争》中指出,正因为“我们的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确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就不允许派别的存在,就严厉地反对了自由主义、工会独立主义、经济主义等,因此在我们党内公开提出系统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是还没有的”“就这方面说,我们走了直路”。

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党章。这部党章遵循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借鉴俄国党的建设基本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实践经验,规定了党内生活和党内关系的一系列原则。党章分6章29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组织系统,以及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和其他制度。比如,章程第一条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第四条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如各组所在地尚无地方支部时,则由区执行委员会指定隶属邻近之支部或直隶区执行委员会;未有区执行委员会之地方,则直接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挥监督)。”

“纪律”是二大党章最有特色的部分,共有九条。其中,章程第十七条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本党最高机关。在全国大会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第十九条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第二十五条规定:“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一)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二)无故联续二次不到会;(三)欠缴党费三个月;(四)无故联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五)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六)泄漏本党秘密。”这些纪律要求的核心要义,就是加强党的纪律性,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

创建初期,党的建设的一个迫切任务是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到1922年6月底,已发展和扩大了许多地方组织,包括: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等。地方支部等基层组织主要有:安源煤矿支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支部、长辛店机车厂支部、唐山制造厂支部、山东支部、郑州支部、旅莫斯科支部等。

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党员队伍已发展到195人,项英、邓培、张浩等一批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被发展为党员。同时,党坚持严格的纪律,对违反纪律、不符合标准的党员予以严肃处理。陈公博、周佛海在建党过程中做过一些工作,并被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一大,但不久就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党坚决将他们清理出去,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

总的来看,党的自身建设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使党能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迅速从中国各政党和团体中脱颖而出,获得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信赖。这不仅为以后党的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为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

l 1923:革命征途共携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抉择

1923年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澜不惊的一年。但是走进历史,我们还是会发现这只是历史的表面,在深层的历史中,还是有很多值得关注的“波”和“澜”。这些波澜恰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历史走势。例如,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还有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等,都是中共历史的重要构成元素。当然,1923年最重大的事件还是国共合作。

(一)

正应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好兆头。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标志着改组国民党已进入一个新阶段,也宣告中国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期。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前代革命虽起于民众,及其成功则独夫取而代之,不复与民众为伍。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益,所抒发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对于“民众之利益”“民众之情感”的关注,是孙中山革命方向的根本转变,这是国共合作的基础。而达到这种认识,既有孙中山之前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所得,也是在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人士接触之后,受其影响的结果。

为了促成国共合作,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都十分热心积极。1月7日,苏俄代表越飞来到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探究探讨了改组国民党、两党合作、建立军队以及反帝等问题。最后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其中声明:“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

此前,1月12日,共产国际正式作出了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议——《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对于国民党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决议对于合作的形式,指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即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决议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和目的,指出:“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应当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团,但同时要避免同民族革命运动发生冲突”“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决议关于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指出:“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应该承认,决议本身的内容是十分明确而且正确的,就是必须保持中共的独立性。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即“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反之,共产党就可以不支持国民党。

(二)

如果说,因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认识到必须团结其他力量,从而接受了国共合作的主张。那么,也可以说,因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严重挫折,使弱小的中共认识到必须团结其他革命或赞同革命的力量,从而接受了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这是因为,现实最有说服力。

党的二大之后,中共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演了最为壮烈的一幕。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党领导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中共中央对这次大会非常重视,派人出席大会。2月1日上午,军阀吴佩孚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严密地包围了会场,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到了4日这一天,京汉铁路全路约2万名工人如期罢工,京汉铁路1200公里长的路线立马陷入了瘫痪。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要道,也是吴佩孚的主要经济线,铁路的瘫痪引起了吴佩孚及其背后帝国主义的恐慌。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了2万余名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对罢工进行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1923年2月8日,《申报》4版刊登《京汉路工潮益烈》专电:东方通讯社六日汉口电云,京汉铁路之同盟罢工工人组织决死队,因破坏刘家庙附近之轨道数十条,遂与武装之军起冲突。

这次大罢工运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与英勇献身的精神。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杀害。林祥谦于1892年10月出生在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进马尾造船厂当学徒。1912年林祥谦通过技工考试,来到汉口江岸铁路工厂当钳工。1922年夏天,林祥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1923年2月4日上午9点,林祥谦接到总工会关于罢工的指示后,下达了罢工令。2月6日下午,驻汉口美、英两国总领事召集中外买办资本家进行密谋策划,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压。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决定对罢工的京汉铁路工人进行残酷镇压。林祥谦意识到残酷的斗争即将到来,2月7日中午,他把分工会的图章藏在家里的炭火盆里,然后匆匆赶回工会。下午5时20分,两个营的反动军警包围了江岸分工会会所,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进行疯狂射击。30多名工人牺牲,200多人受伤。林祥谦与十几名工会领导和工人代表被捕。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反动军阀以死威胁逼迫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敌人恶狠狠地命令刽子手举刀砍向林祥谦左肩:“上不上工?”林祥谦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屠刀砍向林祥谦右肩,他血流如注,昏死过去。醒过来,敌人再次恶狠狠地问他:“现在怎么样了?”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班军阀手里了!”在反动派的屠刀下,林祥谦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在这次大罢工中,52名工人牺牲,300余人受伤。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京汉铁路的铁轨。

(三)

在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北京迁回到了上海。由于考虑到要召开党的三大,以及共产国际早在1922年就提出过让中共中央将驻地迁往广州的建议,加之考虑到广州更加方便开展工作,因此在5月,中共中央又迁到了广州。从历史来看,中共中央迁往广州,显然有方便贯彻国共合作的具体方针考虑,而党的三大就是为具体落实国共合作的方针而举行的。广州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大本营,就具体接洽工作而言,肯定对国共双方更加方便。

在与共产国际接触的同时,广州的战事也一直紧锣密鼓进行中,许多将领纷纷恳请孙中山回广州主持政局。2月21日,孙中山经由香港回到了广州,并在东郊农业试验场设立了大元帅府,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复职。直至6月中旬,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陈炯明部以及其他叛军才被打退,广州局势趋于稳定。

(四)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现恤孤院路3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等来自全国各地及莫斯科的代表近40人出席大会,他们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问题。

陈独秀主持了大会,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分析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改造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最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最后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并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9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为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常设机构是中央局,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党的三大前就有先例。1922年8月,孙中山由于陈炯明的叛变被迫来到上海,正处于“落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马上展开了统战工作,委派李大钊与孙中山进行接洽。当李大钊与孙中山见面后,二人谈了许多救国救民,以及“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孙中山感到很振奋,一连谈了几个小时都没觉得累。其间,孙中山希望李大钊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之后,孙中山开明地说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党的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李大钊“由此成为最早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对于国共合作,不仅共产党内存在阻力和疑问,在国民党内同样如此。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民党不仅是一个资格老的党,也是一个大党,已经有数十万党员,还拥有广州作为大本营,而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成立仅一年多、人数200人左右的小团体,因此,从表面上看无论从哪方面,共产党都难以与国民党平起平坐。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问:“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孙中山回答道:“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就是可以救活中国国民党的“新血液”,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判断。但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达到的。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政治智慧和卓越的眼光,还要有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就这一点而言,孙中山先生当之无愧!

党的三大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8月20日至25日在南京召开。大会议题中同样包括国共合作问题,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1月24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党的三大的指示信的精神和当时国共两党的实际状况,进一步解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问题。会议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11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会后,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12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指出国民党的改组符合全国革命者的要求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希望。因此,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该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并向各地党组织部署参加国民党的具体步骤,以促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正是出于对国民党帮助的诚心诚意,1923年12月,双重政治身份的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联合发出对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书。在这前后,一些共产党人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就如何赋予三民主义更多的革命内容,如何确立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恳切地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

(五)

1923年对于中共来说,是大事之年;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讲,还是喜事之年。一般读者可能认为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上才进入党中央核心层。其实早在1923年毛泽东就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

1923年4月,毛泽东安排好中共湘区的工作,在长沙街头到处张贴着军阀赵恒惕悬赏缉拿毛泽东的布告的恐怖局面下,告别杨开慧和刚满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离开清水塘,先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又会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先期到达广州,和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等,为党的三大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

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同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等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协助委员长处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这时他30岁,正好是而立之年。毛泽东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是他领导湖南党的工作成绩出色。至党的三大时,仅当时安源党员就达200余人,团员433人,党员人数占全国党员人数的1/3。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开展得很成功,得到党中央和陈独秀的高度肯定,陈独秀在党的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年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10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号通告,宣布中央局自广州迁回上海后的人事变动:“中局组自迁沪后略有更动,即派平山同志驻粤,而加入荷波同志入中局。又润之同志(即毛泽东)因事赴湘,秘书职务由会计章龙同志兼代。”这一通告由三届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和秘书罗章龙以英文名缩写签署,由此说明,毛泽东确实是三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局秘书。

根据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可以说,毛泽东这个秘书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党的三大结束后,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人署名共同签发了一系列文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经常代表中央独立签发文件,指导地方工作。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亲自指导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阳等地建分支部,在这个基础上再成立湖南总支部。在毛泽东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随后宁乡、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总支部也相继成立,使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卓越领导才能。

l 1924:求同存异承大义——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表现历史担当

1924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已不复存在,但中华大地仍阴云密布,混乱不堪,中国人感到无所适从,民族的未来呈现出一片黯淡。此时,中国共产党仍处于幼年,中国国民党没有形成统一全国的力量;欧美列强渡过了一战后的危机,重返远东,争相掠夺中国;中国的政治与经济被帝国主义控制,民族工业的发展经受重大挫折;各地军阀沦为列强的傀儡,他们豢养的40余万军队之间的战端不息;有些省份为支撑战争而横征暴敛,人民的身家性命危如累卵。整个中国,已没有能够置身事外的阶层,也没有可以苟且偷安的人群。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开启了第一次合作,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的新局面,为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华儿女怀着改变民族未来的希望,被广泛地发动起来。革命的浪潮由此声势逐渐浩大,继而席卷全国。

(一)

国共合作在这一时期形成较为稳固的基础。

鉴于“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认清了现实:在经历过长期封建和殖民统治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尚未形成优势。中国革命要想走向胜利,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社会阶层,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其中自然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加上孙中山的号召力,该党在中国社会上有相当的影响力。国民党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国民革命在这一地区深入开展,根基相对牢固。但是,国民党因反复的挫折,其实力已大损,加之该党的阶级局限性,一向严重脱离群众,党内的腐败问题也日趋严重,难以治理。中国共产党曾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但是党内那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孙中山内心也很清楚,中国革命必须扩展视野,甚至改弦易辙。于是,他开始积极建立与共产党人的联系,寻求合作。

国共两党因共同的意愿形成了合作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国共明显加快了合作的步伐。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良好局面开始形成。

1924年1月下旬,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了会议。在出席开幕式的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24人。孙中山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由谭平山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身份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审议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这个草案对三民主义作出了顺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也对国民党的既有政策作出了丰富和补充。草案不仅在民族主义中更加强调了反帝的内容,也在民权主义中明确解释了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并突出了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更契合人民的诉求,也使国民党的纲领与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的若干基本原则更具一致性。大会经审议,通过了这个草案,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

孙中山与国民党左派展现了对共产党的诚意。大会支持并确认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否决了排斥共产党员的提案,此举有力回击了国民党内部一批敌视中国共产党的右派分子。大会还选举出由国共两党领导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中有四分之一是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甚至国民党的一些要害机关负责人由共产党人任职,如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代理部长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自此正式形成。孙中山作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指出:“现在是拿出鲜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来唤起民众为中国的自由独立而奋斗的年代了!”也正是这个时间点,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始确立。

(三)

共产党人以充分的诚意和热忱的革命精神来努力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国民党的组织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国民党因其阶级局限性,几乎只与权贵阶层建立联系,群众工作严重缺失,且国民党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地区有一定活动范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及大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他们以卓越的组织能力,积极在全国各地广泛联系群众,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发展基层组织。

在北方,国共合作的进展尤为顺利。李大钊顾全合作大局,加上他学识渊博又为人谦虚,北京及周边地区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很好。这种充分的合作,使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所辖的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的国民党党员人数迅速扩展到14000多人的规模。

后来,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他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

1924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得到落实。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努力,将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国民党的影响范围迅速在广袤的北方发展,国民革命运动从岭南一域向大江南北扩散。中华民族伟大的革命力量开始迅速汇集,大革命的初澜已开始显现。

(四)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武装得以初步建立起来。

共产党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最初也是在国民党组织中付诸实践。共产党人建议国民党积极发展革命武装力量,在苏联的帮助下培养现代军事人才。于是,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计划在国民党一大得到制定。因为陆军军官学校设立在广州市区东南的黄埔岛上,所以也称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任命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任命共产党的挚友——左派领袖廖仲恺为校党代表。10月,英国买办陈廉伯率领商团发动反革命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以黄埔军校学生联合工农武装镇压了叛乱,有力打击了地主买办阶级,保卫了广东的革命成果。

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从欧洲归国,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共产党人先后担任黄埔军校要职。黄埔军校与旧式军校不同,该校重视革命精神和爱国思想教育,将政治学习视为与军事学科同等重要的内容。为壮大革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还选派大批各地党员和优秀革命青年来到黄埔军校学习,第一批就有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56人,占学生总数约一成。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许继慎等许多人成为军校的骨干。

鉴于粤汉、广九铁路经常被军阀和土匪骚扰,周恩来征求孙中山的意见后,抽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当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建了“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之后,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加入这支部队,使之规模迅速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这支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初的源头。

(五)

国共合作以后,群众运动得到复兴。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组织的过程中,致力于恢复之前受到重大挫折的工人运动,努力重启工会工作。党吸取以前工会受破坏的教训,活动尽量采取秘密方式。2月7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北京秘密召开了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党组织把原来铁路工会的骨干重新召集起来,补充、重建了各工会机关,恢复工会活动,力争工会合法权利。7月,数千名中国工人和警察在广州沙面租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严正抗议英法帝国主义在租界上实施歧视中国人的政策。这次罢工斗争历时一月有余,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24年7月3日,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

国共合作当中,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共产党人建议国民党中央重视农民工作,积极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开办讲习所。国民党中央高度重视这些建议,7月3日,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正式开学。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主持讲习所工作,并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的中坚力量。8月,广东农民运动即已有了快速的发展,农民协会建立了自卫军,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开展积极的武装斗争。12月12日,共产党人彭湃、周其鉴领导广东省广宁农会开展减租运动,地主武装竭力反扑,造成严重破坏。关键时刻,共产党的“铁甲车队”奔赴广宁前线,给予了广宁农会减租运动很大的支持,协助他们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国共合作也使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得到重要发展。如《妇女周报》这样的进步刊物开始发行流传,新社会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等主张逐渐深入人心。

(六)

1924年是国共合作成效显著的一年,然而,两党之间的裂痕也开始显现。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早期的统一战线思想,以最大的诚意尽心尽力地帮助国民党发展。但是,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在全国其他地方,特别是南方诸省中仍产生了摩擦。这些问题从上半年就浮出水面,逐渐公开化。陈独秀对这些问题十分重视。为了研究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也为了总结经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中央扩大会议。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除部分中央委员外,有中共部分区委负责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报告了国共合作情况,指出:共产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的工作,应当支持国民党的左派。多数党员还应抓职工运动,不能放松职工运动。这次会议肯定了国共合作这5个月以来的成绩,强调共产党员在身处于国民党内外的各种复杂环境中,要充分认识巩固中国共产党自身。要经常地普遍地宣传和实行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纲,以这个政纲作标准来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从而加强左派,削弱右派,正确对待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斗争。

会议明确批评了5个月以来有些同志调和国民党左右两派矛盾的错误,并指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产业工人,只有充分发动工人参加革命斗争,杜绝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才能使民族解放事业进行到底。目前,积极发展和扩大工会组织,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针对国民党右派要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的一些情况,会议对工会运动方面帮助国民党的具体方法作出了相应规定,调整了党的工会活动以及发展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些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活动的开展过程中能够避免国民党右派的干扰和束缚,并保持灵活与机动。

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因此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所以假使现在我们为巩固扩大国民党起见,而取调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种错误。这个决议案对纠正党的工作中的偏差,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

此后,国共两党在“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要不要组成党团”的问题上以及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又发生了广泛的争论,这也预示着国共两党因为阶级立场的巨大差异和右派势力的顽固性,终究难以维持长久的合作。

(七)

然而国共两党还是在分歧中彼此弥合,继续前进。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北方局势巨变。冯玉祥发动政变,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推翻了由曹锟、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首领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进而控制天津地区。直系军阀溃败后,冯玉祥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但冯玉祥立足不稳,奉系军阀已集结兵力进入北京、天津地区,伺机而动。段祺瑞乘势而起,重整旗鼓。北方又为军阀所控制,他们在骨子里是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的。孙中山为国家前途计,发表了《北上宣言》,决定仍应邀北上,到北京与各方商讨召集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事宜。

远离革命大本营的上海中共中央不赞成孙中山北上的决定,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都持反对态度。各地方党组织的相当一部分同志也坚决反对孙中山北上,认为这是孙中山在寻求与军阀妥协。持这种观点的以中共北平区委书记赵世炎为代表。赵世炎认为,搞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角联盟,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等于国民党抛弃了国共合作政策,而去与军阀妥协。现在,中国共产党应当整个地反对国民党。

但是,李大钊对孙中山北上持支持态度,当时由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中共广东区委也表示支持。他们认为,支持孙中山北上,以扩大革命宣传,以鼓动全国人民之革命工作,以暴露军阀与帝国主义之假面具。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及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都认为,虽然孙中山北上会处于军阀和列强的包围之中,但这个风险值得冒。毕竟孙中山应该走出广州,为国家统一而斗争,才能真正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有所改变。

国民党中的右派则从另一角度支持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孙中山与统治北方的军阀合作反对直系,是当前的政治主题,而国共合作则不是主要的。同时,对于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组成党团,右派依然持否定态度。而国民党中的左派则对孙中山北上持保留态度。一时之间,共产党内反对孙中山北上,甚至反对国民党的情绪日趋严重,他们同时与国民党左派和右派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与对立。

在北京地区一次党员会议上,赵世炎公开讲了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意见,但李大钊本着有利于国共合作,有利于大革命的全盘考虑,仍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共产国际和俄共也表明支持孙中山北上。鉴于社会上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进步人士也很多,且孙中山北上确有其积极的作用,这使北京地区的党员逐步转变了看法。于是,北京地区的党员又召开了一次大会,对支持孙中山北上的议题进行了表决通过。之后,北京地区党组织又在工会、青年团等组织中做了一系列说服工作。这些组织很快就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意见。11月2日,中共北方区委发表《檄告国民书》,对孙中山及他北上的决定进行了积极赞扬,并开始筹备迎接孙中山入京的事宜。同时,党组织对各民众团体发出号召:提前组建全国国民会议,以实际行动迎接孙中山先生。此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仅3年,幼年时期的党组织即已勇于在关乎国家未来的重大事件中表现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有的严肃与真诚。

(八)

孙中山注意到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内的各种意见及其发展变化。他认为,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是革命,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自己不能留在广州坐失良机,必须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奔赴北方,他在赴北京途中发动了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为支持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大力开展召集国民会议以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得到了各地民众团体的热烈响应,人们纷纷表示拥护,这为孙中山北上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但在孙中山北上途中,北方局势又发生了变化。冯玉祥虽欢迎孙中山北上商谈国家大计,但外国使团不承认冯玉祥控制的北京政府。而张作霖以绝对优势兵力进入北京地区后,冯玉祥的军队被迫撤回西北地区。冯玉祥在张作霖与段祺瑞联合压制下,也采取了疏远国民党的姿态。

雪上加霜的是,孙中山出发之际身体状况已很差,加上舟车劳顿,他到达天津后,已经病重。而此时,段祺瑞已在张作霖、冯玉祥妥协下组成政府,宣布尊重对外条约,主张召开善后会议,并且推出了善后会议条例。这一切,实际上都已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排除在外。面对如此形势,国民党内部团结起来了,国民党与共产党在行动上也更协调一致了。两党共同商讨时局和对策。

1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铁路工会的十几名代表,组团到天津探望孙中山,代表们表示铁路工人一致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孙中山向工人们表示谢意。

不久,孙中山抱病进京,受到民众盛大欢迎。孙中山为了处理北方事务方便,指令北京国民党机关组织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要员参加,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被指定为会议成员。

当时,孙中山已经和段祺瑞决裂。孙中山对段祺瑞让步,但段祺瑞仍无视国民党的意见。革命立场坚定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揭露皖奉军阀的阴谋,帮助孙中山认清了形势。因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不参加善后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孙中山的北上不仅没有陷于软弱与妥协,反而成为了一次坚定的革命行动。

在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国共两党除继续携起手来抗争,已别无选择。复杂的局势使国共合作得到了强化,两党的仁人志士摒弃成见,团结起来,并肩战斗,共同奋进,继续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这证明,在国民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关键时期,孙中山和国民党在中华大地上最诚挚的盟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1924年的国共合作,在组织建设、军事武装的建立、群众运动的复兴、孙中山北上,以及两党共同推动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当中,不断积聚着中华民族变革的能量,酝酿着一场历史巨变,也为掀起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浪潮奠定了基础。强烈的阳光,即将穿透翻腾的云海,照亮中华大地。

l 1925:革命浪潮滚滚来——中国共产党引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历史的发展有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小小的斗争火种,有时会引发一场熊熊燃烧的革命烈焰。这一情形高度契合了1925年的中国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积极推动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逐渐加快了中国革命的步伐。1925年5月,上海工人反对外国资本家的罢工,就如同火种被点燃,迅速形成燎原之势,迎来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

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的党员994人,陈独秀作工作报告。会址在上海东宝兴路,是租来一栋三层楼石库门房子。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教室的样子,有黑板、讲台、课桌,代表们每人都带着英文课本,以备如果有人闯进来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

中共四大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强调了工农联盟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中共四大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统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以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中共四大对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等作了具体部署。中共四大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行动。要求重视党的理论和宣传工作。中共四大强调,“组织问题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决定设立中央组织部,作为“实际上真能指导地方之党的组织”。大会还决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同时,对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明确的、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大会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本组织,强调党支部建设应当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规定三个党员即可成立一个支部,这是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做的重要组织准备。中共四大之后,各地党的建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其中湖南党组织的工作做得尤为出色,中共中央称之为“湘区党的组织为各地之冠”。

与此同时,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进一步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广东,已有20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20多万人,并建立了全省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也十分活跃,会员有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已经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共四大结束不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明确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大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

(二)

中共四大以后,为了巩固和扩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加强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925年5月1日至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宣布取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加强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枪杀带领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的共产党员顾正红。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学生和工人在30日到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援助纱厂工人的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向密集的群众射击,打死学生、工人13人,伤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以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民众的事件。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多年来深埋在中国人心里的对帝国主义的怒火一下子喷发出来,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专门机构。6月1日成立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同时成立具有联合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作为运动的公开指导机关。瞿秋白主编的《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五卅惨案后,一些报纸强调宣传“公理”,瞿秋白指出:“哪有公理?只有热血!”报名即由此而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创办的一份日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对推动五卅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6月11日,上海举行群众大会。到会的有2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的狂飙迅速席卷全国,各阶层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矿区,都举行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和罢工、罢课、罢市。汉口参加游行示威的群众行至公共租界时,英国水兵开枪射击,打死数十人,重伤30余人。汉口惨案进一步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五卅运动期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浪潮,以不可遏制的浩大声势迅速席卷全国,这就是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它冲破了长期笼罩全国的沉闷的政治空气,大大促进了群众的觉醒,显示了各革命阶级、各阶层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并初步积累了领导反帝斗争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党员从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到年底已发展到1万人,增加了10倍。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得到很大锻炼,团的组织和团员队伍也快速发展。

(三)

国共合作以来,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特别是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广东战争,完成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陈炯明乘机举兵进犯广州。在国共合作下刚刚组成的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和许崇智部粤军,在南部击溃陈炯明部主力,控制东江地区,于4月间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6月初,平息了杨希闵、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叛乱。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随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湘、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人周恩来等分别担任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由于共产党人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工作,使这支军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

1925年9月,原来已被打败的陈炯明残部,乘东征军会师广州之机,重新占领东江地区。国民政府进行了第二次东征,由于得到东江一带农民协会会员的支持,东征军在11月底全歼陈炯明余部,取得第二次东征的胜利。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另一部南征,消灭了盘踞广东南部和海南岛的地方军阀势力,广东全省终于获得统一,从而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由共产党员起积极作用的黄埔军校校军和第一军战功卓著,对国民革命军的其他参战部队起了带动作用。毛泽东后来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这种新气象,对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广东兴起的工农革命群众运动,也给革命战争以极大的支援。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会员,为革命军侦察敌情、运送物资、救护伤员、困扰敌军以至协助作战,为战争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东征军到达海丰、陆丰时,农民自愿备送酒肉,慰劳将士。一份《东征参战报告》记载:“军队所至,人民箪食壶浆以迎义师。关于给养及运输,遂感莫大之便利”,充分表明了群众运动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四)

与南方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不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地区的活动完全处于秘密状态,开展革命工作的难度也很大。但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艰辛开拓,在巩固发展党的队伍,组织工农民众运动,扩大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以及争取改造冯玉祥国民军等方面,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25年,北方工人运动逐渐打破二七惨案后的消沉状态,得到恢复和发展。2月,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办公。在总工会的领导下,郑州各业工会陆续恢复和建立,逐渐掀起了以郑州为中心的河南全省工人运动的新高潮。

10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对北方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北方区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李大钊担任北方区委书记,有力推动了北方党组织的筹建工作。在李大钊指导下,以王若飞为书记的中共豫陕区委成立,负责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的工作。同时,根据李大钊意见,建立了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11月,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特支。12月,建立了中共石家庄特别支部。为了解决干部匮乏问题,在李大钊提议下,党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区委党校,对北方党团干部进行正规训练。毕业学员对北方党组织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中共北方地区党、团组织有力推动下,北方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其中,争取关税自主运动是影响很大的一场爱国运动。“关税自主”,意指夺回由帝国主义势力把持下的中国关税税率决定权和海关行政管理权。争取关税自主,是争取国家独立、维护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1925年10月26日,中、英、美、日、法等13国代表参加的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开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增加附加税、裁废厘金和修订中国关税税则等问题。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利用这一时机,领导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斗争,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争取实现关税自主。在北方区委的领导下,10月下旬至11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等团体,不顾军警阻挠和镇压,连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运动显示了北方地区人民反帝的决心,并成为北京反奉驱段运动的先导。

(五)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火种也被逐渐点燃。

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内蒙古各阶层群众参加革命斗争,1925年11月,李大钊在张家口主持召开西北农工兵大同盟成立大会。农工兵大同盟的成立,是党的联合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的一大成功,对西北、内蒙古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祖国西北的甘肃省是藏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1925年10月,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随甘肃省代理督办刘郁芬到达兰州。他们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并在短时间内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把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支持僧侣和藏族人民群众反对军阀作为重点工作开展斗争。

广西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桂系军阀的统治,壮族青年韦拔群在东兰、凤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25年12月,中共梧州地委正式成立(后改为广西特委)。南宁、东兰、柳州、奉议(今属田阳)、恩隆(今田东)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还选派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深入左右江地区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开展武装斗争。

海南岛也是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之一,其中以黎族和苗族为主。1925年,海南岛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后,各地相继成立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革命组织。同年春,黎族共产党员黄振士、郑家齐、陈贵清等奉派到陵水县工作,在半年多时间里,发展共产党员130余人。

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相比,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工作虽尚显薄弱,但在这些地区撒下的革命火种,最终也燃成了燎原烈火。

(六)

就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内的右派加紧了反共活动。

1925年6月至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对国共合作事业是一个重大打击。“廖案”后在广东开展了肃清内奸运动,虽然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但蒋介石却利用这一案件,夺取了粤军军权,扩大了势力。

同年11月,国民党内老右派邹鲁、谢持等自行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非法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形成西山会议派。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中国共产党人发表了大量文章进行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中共中央提出了“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和“到处扩大巩固我们的党”的方针,来对付国民党右派公开的反共活动。

五卅运动后,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在全国掀起。看到群众力量起来了,以两面姿态出现的野心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便逐步加紧。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这种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革命高潮中也潜伏着巨大危险。

(七)

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为共产党人提供了许多新鲜的经验,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又把许多缺乏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提到共产党人面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发展前途是怎么样的?无产阶级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怎样在国民革命中实现自己的领导权?五卅运动前后,党的领导人在及时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把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关于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五卅运动后,共产党人对革命性质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探讨。毛泽东、瞿秋白都发表了重要文章进行探讨。尽管这时共产党人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已开始从时代条件、革命的领导力量、斗争目标等根本问题上,把这个革命同以往的民主革命区别开来,为后来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条件。

关于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五卅运动时,民族资产阶级最初曾积极参加反帝斗争并发挥过重要作用,以后却妥协动摇,充分表现出它在政治上的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动摇、妥协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孤立,更说明农民斗争是国民革命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农民是工人阶级最需要最靠得住的同盟军。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第一次在党内提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该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章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和农民问题的认识水平。

关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使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并提出这种争夺不能局限在群众运动方面,还应当重视政权问题。这种认识,已经从一般地谈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提升到通过何种方式在斗争中取得政治指导地位,表明中国共产党对领导权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关于武装斗争问题。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党开始注重开展兵运工作和加强对军阀部队的宣传工作。1925年6月,周恩来在东征回师途中讲演时指出,军队是工具,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言,“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中共中央总结了工人群众在五卅运动中遭受军阀武力镇压的教训,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应当继续扩大工人自卫军的组织”,组织青年工人武装队,“在中央委员会之下必须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此后,在周恩来、陈延年等人努力下,以原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成立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个团的骨干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

这些认识和理论的提升,来自于1925年生动丰富的革命实践,反过来又对推动革命事业继续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当然,这种提升仍然是初步的和探索中的。正如毛泽东在1925年秋所作的《沁园春·长沙》中所描绘的那样,既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迈,也发出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心声。

l 1926:打倒列强除军阀——中国共产党推动北伐战争和领导工农运动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1926年,这首借用儿歌《两只老虎》曲调重新填词的《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下,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国。

在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下,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日益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

但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却是暗流涌动。

(一)

国共第一次合作,过程并不顺利。革命大好局面的形成,更是来之不易。

作为一个复杂混合体的国民党,它的成员从左到右都有。有的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的在政治上缺乏定见,往往是“墙头草”;有的只是想靠国民党来谋求自己的发展,包括一些原来的军阀、政客在内,他们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本来就不赞成。

国民党内的右派急不可耐地开展反共活动。邹鲁、谢持、林森等“西山会议派”称:“现在的国民政府,名义上是本党统治的,事实上是被共产党利用的”,并非法地“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职籍”。这还只是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牵动大局。

这时以国民党左派姿态出现的蒋介石,仿佛对国共合作存有极大的诚意。在黄埔军校国民党大会的讲演中,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要所要效仿的,是俄国的革命党”“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革命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并且我们革命党的性质,就是打不平”。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一些人便把他看作可靠的革命左派,努力帮助他。

蒋介石也借着在黄埔军校和东征中表现出的成绩,在国民党二大上首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务委员。在军内,他也从原本仅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跃升为国民革命军的总监。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国民革命军中,他的地位都得到了大大提升。

然而,蒋介石只是“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更多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对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他深感不安,并将他们看作实现其谋取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的中山舰事件为借口,突然采取严重的反共行为:无中生有地说是汪精卫和共产党有阴谋,要用军舰来胁迫劫持他离开广东,并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和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等等。22日,在高压和拉拢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避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引起“党内纠纷”,找出一个“清除误会的具体的办法”,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鲍罗廷以避免国共破裂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为由,同张国焘决定要大家签字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被通过。随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蒋介石对全会如此顺利地通过《整理党务决议案》十分得意。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写道:“当鲍罗廷与我会商这个办法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的解决。”在日记中,他更是高度评价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也就是本党与共党消长的分水岭。”随后,蒋介石又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在北伐战争前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逐个夺取了多个重要阵地,加紧争夺领导权。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

(二)

面对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共产党应该怎么办呢?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人竭力主张通过单方面的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方式来避免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希望用这种方法来缓和国民革命阵营内的矛盾,并使国共合作得以维系。结果却事与愿违。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所指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但这却是在经过多次付出血的代价后方才懂得的。

首先是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并实际上主持会议。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占很大优势,这次大会决定进一步贯彻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给参加西山会议的右派分子以党纪制裁。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产党几乎全部掌握了这些关键部门的领导权,担任了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这对于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然而,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时,反而作了很大的让步。在最终获选的36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名。而原本应开除国民党党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却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更是造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局势。对此,周恩来后来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1943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一次插话中,在讲到国民党二大时更是认为:“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其次是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大都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们认为,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矛盾,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他们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来对蒋介石予以回击。

当时的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广东有很大力量,中山舰事件是带有试探的性质。所以,蒋介石在制造事端后,迅速地释放了被捕人员,并发还所缴的枪支,惺惺作态地说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事起仓促,“专擅之罪,诚不敢辞”,宣称要“自请从严处分”。

然而,在中国访问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布勃诺夫在得到蒋介石“对人不对俄”的回答后,主张妥协退让。上海的中共中央3月29日也发出指令,主张向蒋介石退让。指令说,“从党和军队纪律的观点来看,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对蒋介石,“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再次是接踵而至的《整理党务决议案》,中共中央也决定逆来顺受。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决议案》意见并不一致,是在鲍罗廷和张国焘等的压制下才被迫通过。

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信》中,除重申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外,着重表示:“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系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似乎《整理党务决议案》与中共毫无关系。殊不知,当时的国民党系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而非纯粹的一个政党,因此,整理党务必然事关两党。

尽管7月12日至18日,在扩大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上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并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却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陈独秀等领导人并没有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队伍这一重要事宜给予足够的重视,在实际的军队事务上甚至是持消极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的定位,他们认为只是“参加”一些工作,“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来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对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缺乏认知。甚至出现一再反对有能力的共产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情况,要求在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工作“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这样,大量由中共直接掌握革命武装的机会也轻易地丧失了。

而在12月的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上,更是错误地将当前主要的危险归咎于民众运动的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

(三)

此时的北洋军阀已统治中国14年多,除了种种倒行逆施和彼此间拼死争权夺利外,从未提出过一个可以凝聚人心、使中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目标和纲领。

如果起初还有人将袁世凯比作“强有力的人物”而寄予厚望,将吴佩孚看作“爱国将军”,那么经过袁世凯的恢复帝制、曹锟的贿选等,民众对北洋军阀已从怀疑、失望发展到深恶痛绝。

帝国主义之侵略以及连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百姓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

打倒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结束军阀割据和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呼声。

孙中山生前多次呼吁以广东为根据地进行北伐,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获得成功。孙中山逝世后,这一历史任务,就由国共合作旗帜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国民党人共同承担了。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分析时局: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北洋军阀已建立“反赤”的联合战线向南进攻,这对广东革命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现在是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攻,然而问题的根本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党在现时的使命是从各方面准备北伐。

经过镇压商团、两次东征、回师平乱等,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统一和巩固,由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

尽管此时的北洋军阀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拥有巨大的财力物力,掌握多达70万人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则只有10万人左右。但严重分裂的北洋军阀不仅已失尽人心,而且存在深刻的内部矛盾,这为北伐军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国民革命军在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等人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北伐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长驱直进,迅速消灭北洋军阀中最薄弱的一环——吴佩孚部的主力。其次,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再次,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为雄厚的张作霖部。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根据既定部署,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此拉开了北伐进军的序幕。

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9日,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正式开始。国民革命军连克长沙、平江、岳阳等地,8月底取得两湖战场上的关键一战——汀泗桥、贺胜桥战役胜利。10月,北伐军进抵武汉,先后占领武昌、汉阳、汉口,全歼吴佩孚部主力。

与此同时,在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9月17日,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全军加入国民党,并率部进军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军攻击河南。

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转向江西战场进击孙传芳部。11月起,北伐军向南浔路一带发动攻势,消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南昌、九江,随后又攻占福建、浙江。1927年3月下旬先后攻占安庆、南京。3月21日,为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取得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上海。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完全为北伐军控制。

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一场革命的、正义的战争。两党一致对敌,北伐军将士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辉煌战果。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南京,打垮两大军阀,歼敌数十万,一场规模空前的国民大革命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北伐进军过程中,共产党人在北伐军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大批共产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政治处长,或者担任基层指挥员、战斗员。如周恩来担任第一军副党代表,李富春担任第二军副党代表,朱克靖担任第三军党代表,罗汉担任第四军党代表,林伯渠担任第六军副党代表,肖劲光担任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等。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组织和武装了大批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用以策应和支援北伐军的行动。

但北伐的胜利进军,并未能扼止革命阵营的危机。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因北伐的胜利提高了个人声望,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等手段,使其实力在北伐过程中极大地膨胀起来。正如周恩来后来所回忆,“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这为他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了条件。

(四)

当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军北上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工农运动给了北伐军极大支援。

在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3000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北上,广东韶关等地的农民也积极支援北伐军。在湖南,中共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慰劳、扰乱敌人后方等任务,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战斗,等等。

革命势力迅速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全国工会会员也由北伐前的100万人迅速增加到近200万人。这其中,湖南、湖北、江西的工人运动发展尤为迅速。1926年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到1927年春,全省共计成立工会约500个,会员达四五十万人。不仅大、中城市建立了统一的工会,而且大部分县也陆续成立了县工会。同年12月,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改组为湖南全省总工会。

在此期间,最引起中外震动的便是汉口、九江群众收回英租界的事件。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要胜利,中国人民因此受到了极大鼓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在北伐进军中也得到了更大规模的发展。1926年11月底,湖南54个县已经成立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107万人;次年1月,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又迅速增加到了200万人。从1926年7月到10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便由3万多猛增到20万人左右。江西农民协会会员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600多人发展到5万多人。

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法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常有手持木棍,截击敌兵,夺其枪械,以为我军效力。”

中国共产党也愈发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也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迅速扩大了革命在群众中的影响,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日后的土地革命准备了重要条件。如果只有五卅运动,而没有北伐战争和伴随而来的工农运动高涨,还不足以把它称作中国的大革命。它播下革命的火种,影响十分深远。

两年后,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l 1927:风云突变波涛涌——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1927年是党史、国史、军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这一年风云变幻,从年初到年尾,从南方到北方,发生了许多影响中国未来的大事件。这一年,北伐军势如破竹,战果赫赫;这一年,蒋汪集团背叛革命,血雨腥风;这一年,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武装起义;这一年,毛泽东勇闯新路,引兵井冈。回首1927,中国革命经历了大革命、大屠杀、大起义,实现了由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的伟大转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南昌起义像一声春雷,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一)

1927年1月初,北伐战争把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烈火从广州烧到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会议,决定继续向长江下游进军,先攻取沪杭,后会师南京。北伐军兵分东、中、西三路,分别由何应钦、蒋介石、唐生智担任总指挥,自福建、江西、湖北发起进攻。东路军2月中旬占领浙江,中路军3月24日占领南京,西路军6月攻占了郑州、开封。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打败军阀部队,占领上海,迎接北伐军进城。3月26日,蒋介石进入上海。至此,长江以南的地区完全为北伐军占领。

北伐军10个多月时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是国共两党合作结出的硕果,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北伐出征前,在周恩来主持下,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政治部,他们改革部队中的军阀习气和制度,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激发士兵的作战士气。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3000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行动。中共湖南区委组织1000多人的工人保安队,在长沙市区维持治安,组织5个运输队,协助北伐军运输物资;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工人组织数千人的运输队、侦察队、破坏队,跟随北伐军。第八军进攻岳阳时,“血肉相搏,炮声隆隆,四处民众更群起响应,敌军不知虚实,无心恋战,乃弃城逃跑。”在江西战场,人民群众侦察带路、筹粮筹款、救护运输,体现了坚定的革命性。苏联的支持对北伐的顺利推进也起了重要作用,苏联军事顾问指导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并在北伐前3年提供了近40万卢布的枪炮弹药。

北伐军所到之处,军阀统治被推翻,工农运动如火如荼,规模空前,这在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表现得最为显著。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没收军阀财产,成立特别法庭审判土豪劣绅,组织农民自卫武装,摧毁乡村统治机构,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工会、农会会员迅速增加,1927年初,湖南工会、农会会员分别有32万多、200万左右;湖北工会、农会会员分别是四五十万、30万人左右;江西工会、农会会员分别为20多万、30多万。长沙、武汉、九江等城市相继出现大规模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等,大多数取得了胜利。1927年3月30日,湖南、湖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农民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选举出毛泽东、谭平山、彭湃、方志敏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13人组成的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指导各地的农民运动。在工农运动的大潮下,1927年2月武汉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得到很大发展,党员数量大幅增加,自身建设进一步加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扩大。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伐过程中,我们党过于专注政治宣传和工农运动,忽视对军队的争取,这是一个严重错误。

(二)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性质和宗旨完全不同的两个政党,国共合作的基础是反帝反封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党内合作的不平等为大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共产党始终代表的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代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只是利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打倒北洋军阀,所以北伐初期对共产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面对日益发展壮大的工农运动,蒋介石一方面不愿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享权力,另一方面又担心工农运动损害自身利益,必然会在掌握大权后镇压工农运动。1927年3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显露,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他指使杀害的,陈赞贤是第一个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屠刀下的共产党人。

国民革命高潮迭起,利益受损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万分恐惧,通过江浙财阀和帮会头目费尽心机拉拢收买国民党右派,在“军事北伐、政治南伐”中一步步攫取军权政权,羽翼渐丰的蒋介石自然成了他们的主攻对象。全国工商协会会长、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就是拉拢收买蒋介石的主要代理人,与蒋介石一拍即合。4月1日,上海商界、银行界给予了蒋介石筹划政变所需的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江浙财阀还专门成立了军事、外交两个委员会,为蒋争取英美日等列强的支持。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将大批帮会分子武装起来,供蒋介石驱使。蒋介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为发动反革命政变做好了充分准备。

从海外回来的汪精卫4月1日与蒋介石密谋“分共”,4月5日又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迷惑共产党人放松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表面上虽保持左派面目,但已开始限制工农运动,随时可能叛变革命。而此时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却看不清汪精卫的庐山真面目,在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没有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面、及时纠正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能制定挽救革命的方针和办法,坐视局势恶化。但是,大会正式提出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选举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这在党的建设史上有重要意义。

蒋介石选择充当新军阀、买办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悍然叛变革命“清党”;汪精卫打破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讨蒋幻想,撕下假左派面具“分共”,蒋汪集团先后对曾经给予他们巨大帮助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1927年春夏,烽烟四起,血流成河,猝不及防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

屠杀是惨烈的。“四一二”大屠杀目睹者鲁迅说:“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4月12日,蒋介石指使上海青帮流氓冒充工人突袭上海总工会,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借调解之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对第二天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00多人。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大多数也被杀害),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反动派相继以“清党”名义,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平绞杀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5月21日,国民党第35军第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就有一万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月6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开始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将大批共产党员“礼送出境”。7月初,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继续向国民党作出种种无原则的让步,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助长了汪精卫的反动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彻底失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达2.6万多人。党员数量由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工会会员由280余万人锐减到几万人;970余万农民协会会员大多被解散。

大革命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资产阶级发生严重动摇、统一战线出现剧烈分化、蒋汪集团投入反革命阵营。主观上是由于这一时期的党还处在幼年,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本问题上缺乏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没有深刻的认识,缺乏应对复杂局势的政治经验,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出现了右倾错误,放弃了对革命尤其是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致使党在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但这场失败了的革命,又是未来胜利了的革命的一次演习,我们党积累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也开始掌握了一部分革命武装,为把中国革命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准备了必要条件。

(三)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面对凶狠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彭德怀、贺龙、郭沫若、徐特立等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入党,这些优秀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主心骨作用。

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委会,陈独秀停职。7月15日,汪精卫不顾宋庆龄等左派的坚决反对,悍然“分共”“清党”。极端凶险之际,中央临时常委会果断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粤、赣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着重批评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所犯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正确方针,选举出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绪言”写道:“我们党如果不能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我们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进行自我革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自身错误,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在会上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

8月1日凌晨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2万多名颈扎红领带、臂绑白毛巾的起义将士,以“山河统一”为口令,打响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2天后,起义军撤离南昌,经抚州、赣州南下广东,贺龙、郭沫若在瑞金火线入党。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而失败,一小部分部队转入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进入粤赣湘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0月21日,朱德、陈毅率800余人部队来到江西安远天心圩,此时部队军心动摇,有溃散的危险。次日傍晚,朱德在排长以上军官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黑暗是暂时的,要革命的跟我走,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信念坚定的话语点燃了战士们的斗志,稳住了军心。朱德接着领导部队开展了“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为保住革命火种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秋收起义“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在湘东赣西发动各路合攻、攻打长沙为目标。9月初,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秋收起义前委书记的身份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正式组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5000人。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从江西的修水、安源、铜鼓等地出发,向长沙进攻。起义军遭到强敌的抵抗,损失很大,毛泽东果断改变原有部署,命令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决定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9月20日早晨,毛泽东站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对着仅剩的1500人,满怀信心地讲道,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打几个败仗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要打破大水缸。

广州起义以恢复广东革命大本营为目标。1927年11月,粤桂战争爆发,广州市内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成立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12月11日凌晨,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陈郁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4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部分工农武装,举行了震撼世界的广州起义。几个小时激战后,起义军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但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反对总指挥叶挺将部队撤出广州退向农村的正确主张,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在起义的第3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革命者英勇牺牲。

三大起义的失败表明,面对国民党新军阀在城市拥有的强大武装力量,企图通过城市武装起义或进攻大城市,来夺取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到1927年底,中国共产党还先后领导发动了海陆丰、琼崖、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鄂豫边、闽西等起义。这些起义,一部分很快就失败了,一部分坚持了下来。能坚持下来的地区,大多处在数省边界、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偏僻山区,为后来各地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四)

血的教训证明,简单复制俄国十月革命模式,不适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肩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探索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秋收起义失败后,9月25日,起义军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途中,总指挥卢德铭在芦溪牺牲。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莲花县城,毛泽东在莲花宾兴馆召开会议时,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宋任穷送信,告知井冈山有共产党的地方武装,建议起义军去那里落脚,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最终力排众议引兵井冈。井冈山地区有着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第一,群众基础较好,各县都曾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还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地方农民武装;第二,有一批经受过五四运动和大革命锻炼的优秀年轻干部,如龙超清、刘仁堪、朱亦岳、曾山、陈正人等;第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第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易于部队筹粮筹款;第五,地处两省边界,距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敌人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因此,毛泽东认为“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于一体的“三湾改编”,缩师为团,把支部建在连上,成立士兵委员会,制定行军纪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士气高涨。陈毅安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10月24日,毛泽东站在荆竹山雷打石上,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项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这三条纪律后来逐渐完善成为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1927年10月27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攻克茶陵县城,创建了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就在这个月,毛泽东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军官教导队,对下级军官和地方武装干部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政治、军事培训,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100名学员到农村搞社会调查,参加群众斗争。此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定执着追理想,艰苦奋斗攻难关,实事求是闯新路,依靠群众求胜利,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开篇。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中总是蕴含着偶然性和必然性。邓小平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井冈山的意义,不仅仅是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薄弱的地区发展革命,更重要的是找到了通过土地革命,动员农民阶级加入到中国革命队伍中来,并成为其中的主力军,让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得以燎原。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阶级,构成了中国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股力量,远比当时中共其他领导人所渴望的苏联援助更强大,足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和最广大的人民站在一起,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这就是井冈山道路越走越宽阔,中国革命在毛泽东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全部秘诀。

l 1928:屠刀不泯革命志——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的坚持与探索

1928年,反动派四处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即便如此,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大地依然闪耀着星星之火,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奋不顾身为革命而斗争。

在莫斯科,党的六大顺利召开,对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使中国革命形势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成功会师,红四军成立,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它的发展壮大,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给革命带来了未来和希望,推动了革命燎原之势的早日到来。

(一)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彻底暴露了反动本质,实行白色恐怖。中国陷入一片黑暗之中,鲁迅哀叹道:“1928年,民国没有了,我们只是民国遗民。”

然而,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无数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而不懈奋战。

1928年1月,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由朱德和陈毅率领,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地区。1月12日,部队进入湖南省宜章县城。次日,宜章年关暴动取得成功。1月13日,在宜章北门广场召开了祝捷大会,朱德庄严宣告:他们是为工农大众利益奋斗牺牲的工农革命军。起义后25天,正式成立了湘南第一个革命政权——宜章苏维埃政府。随后,又迅速组建了工会、农会。在这里,红旗高高地举起来了,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南昌起义另一余部在贺龙的领导下深入湘鄂西继续战斗。1月19日,贺龙一行乘船到达监利县。在这里,贺龙带领部队为民除害,除掉大土豪李振涛,振奋了群众的情绪。另外,彭公达带领黄叶岗的地下武装,乘机袭击了驻扎在盘塘的国民党团防大队,大获全胜。

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是一片热火朝天。自从秋收起义举起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以来,武装斗争的烈火迅速燃遍了湘东赣西的辽阔土地。1月5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攻占遂川县城,建立了中共遂川县委和工农兵政府。为抵御严寒,战士们晚上宿营时从农民家借来门板和稻草打地铺睡觉,但是有人没有主动归还。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个问题,1月25日,在遂川县李家坪第一次宣布了“六大注意”,前两条便是“还铺草”“还门板”。这样一来,加上毛泽东上井冈山时宣布的“三条纪律”,逐步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的行为准则和优良传统。

(二)

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员展开了残酷的杀戮。一时间,中国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无数共产党员倒在屠刀之下,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之歌。

夏明翰就是倒在敌人屠刀下的一名共产党员。1921年,夏明翰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入共产党。从此,他树立了坚定的革命信念,为革命事业四处奔走。1928年1月,夏明翰奉命到湖北省委担任领导工作。此时,整个武汉都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夏明翰临行前就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特意买来一颗红珠赠予妻子,并留下一首明志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继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后来的事实证明,夏明翰在严峻考验面前真正做到了“不变心”。3月18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敌人用遍了所有的伎俩,却始终没有动摇夏明翰的革命意志。行刑之前,敌人还不死心,以为死亡能让夏明翰屈服,就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夏明翰义正词严地大声道:“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挥笔写下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为了革命理想献出了年仅28岁的生命,彰显了共产党员“永不变心”的铮铮铁骨。

杰出的共产主义女战士向警予,也在1928年含笑就义,她和夏明翰都牺牲在汉口余记里。早在1922年,向警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党组织由公开转入地下。向警予不顾危险,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主笔,坚持秘密工作,给工人们极大的鼓舞。1928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不幸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她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同年5月1日,向警予慷慨就义,年仅33岁。在就义之前,向警予对狱友留下遗言:“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的牺牲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要死得慷慷慨慨。”道出了一位女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

周文雍和陈铁军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为了革命假扮夫妻,又为了革命献出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在刑场上拍了一张结婚照,举行了最简短、最悲壮的婚礼。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时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工委书记的周文雍也在被通缉名单之列。党组织根据形势的变化,命令周文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建立一个秘密的“新家”。周文雍在陈铁军的协助下,很快恢复了广州党和工会领导机关。就在周文雍刚刚打开广州工作局面的时候,由于叛徒告密,他和陈铁军于1928年1月27日同时被捕,这一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初五,本应该合家欢庆的日子,他们却被打入敌人的死牢。先是重金高官的利诱,再是惨无人道的酷刑,丝毫都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意志。周文雍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刑前,敌人让他们提出最后的要求,周文雍说要和妻子合影。就这样,敌人把摄影师带到监狱中,为两人拍下了狱中结婚照。照片中的两个年轻人紧密依偎,透露着爱情的甜蜜与温存;神情从容,显露出革命的坚定与无畏。2月6日,他们在红花岗英勇就义。此时,周文雍年仅23岁,陈铁军年仅24岁。他们在刑场上举行了一场鲜血染就的婚礼,谱写了一曲共产党人的爱情之歌。

正是无数个像夏明翰、向警予、周文雍、陈铁军一样的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坚持斗争,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保守了党的秘密,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延续了革命的精神。

(三)

中国共产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就是1928年在莫斯科近郊五一村召开的中共六大。此时的中国,被反动派掀起的血雨腥风所笼罩,在国内难以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不计其数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屠刀之下,以致中共六大召开时,无法统计全国党员人数。

严酷的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严重危险。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么革命?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然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够成熟,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等重大问题还认识得不够深刻,在党的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缺少正确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中国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

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快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方向。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

192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党的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前往莫斯科的道路大都被敌人控制着,他们在交通要塞布满了哨兵、警察、暗探进行盘查。各地的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抵达莫斯科。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这次前往莫斯科的路上就遭遇了险情。据邓颖超1985年回忆:1928年5月,她与周恩来二人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为二人订了头等舱。但是,由于出发匆忙,没来得及拿上组织准备好的衣服,只好穿着日常衣服上船,这和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船停靠青岛时,二人赶紧上岸买了几套华丽衣服。不过,出于对时事的关注,二人习惯性地买了许多报纸。这不太符合商人的习惯,引起了船上暗探们的怀疑。到大连准备上岸时,二人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他们将周恩来带回了警察厅,足足又盘问了2个多小时。周恩来沉着应答,警察暗探们没有找出破绽,将他放回,但还没有消除疑虑。随后,二人乘火车到长春,途中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踪。幸亏周恩来巧妙周旋,终于应付过去,安全到达哈尔滨,然后乘车到达满洲里,经苏联人帮助越过国境抵达莫斯科。对于50多年前发生的这段危险经历,邓颖超记忆犹新,足见当时的险恶情境。

一些女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难远赴莫斯科。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回忆:5月中旬,新婚丈夫罗亦农刚刚遇害,她心情极度悲伤,接到会议通知后,她强忍内心的悲痛,与杨之华和其女独伊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她们先乘坐一艘货船到大连。在船上,她们住在底层的货仓里,空气十分污浊。李文宜晕船,一动就吐,只好躺着不动,再加上心情不好,一天到晚也吃不下东西。在杨之华的劝说下,李文宜勉强进食。下船后,她们又改乘火车经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继续北上。到哈尔滨、满洲里时,都有组织负责人来接头。为了安全考虑,组织上要求李文宜和杨之华二人分开,各自乔装成东北农村妇女,与接头人配成假夫妻,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平安到达。

历时一个多月,代表们历经千辛万苦,大都安全抵达莫斯科。

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

党的六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次大会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存在严重争论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第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此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领导开展群众斗争,使革命出现恢复和发展的局面。

党的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受到共产国际选拔干部片面强调工人成分的影响,曾为武汉码头工人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但他并没有领导能力,无法在中央起主导作用。事实上,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内,党的实际负责人是周恩来。

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没有参与党的六大的筹备活动,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虽然缺席党的六大,毛泽东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排第12位。

(四)

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寻找中国革命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党组织的恢复、整顿与发展。2月,先后成立宁冈、永新、茶陵、遂川四个县委和酃县特别区委,莲花县也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军队的建设。4月,他总结部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部队必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规定对于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瓦解敌军等,都起了重大作用。

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农军1万余人陆续转移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朱毛胜利会师,使南昌起义军余部有了可靠的落脚点,井冈山根据地如虎添翼,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以及井冈山的武装割据,都有重大意义。

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此后不久,按中共中央规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从此,中国历史上就有了威震天下的“朱毛红军”,对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统一领导湘赣边界红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进剿”。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国民党军的二、三、四次“进剿”都被打破。毛泽东、朱德总结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著名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通俗易懂的“十六字诀”,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游击战术的基本原则,在革命战争史上创造了奇迹,使敌人陷入人民游击战争的包围之中。

6月,龙源口大捷之后,井冈山根据地达到全盛时期,面积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

7月中旬,国民党军向井冈山发动“会剿”。此时,红军主力在外,敌强我弱。红四军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巧妙指挥战斗,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国军四个团的轮番进攻。最后,以仅有的一门迫击炮打中湘军指挥部,使敌军慌忙撤退。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黄洋界大捷。

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一连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的大部分地区,粉碎了敌军发起的“会剿”,使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

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总结了湘赣边斗争的经验,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这个决议中的一部分内容是《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后来,毛泽东对此作了文字修改,并把标题改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这篇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11月6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组成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11月25日,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后来,毛泽东亲自将这一报告的题目改为《井冈山的斗争》。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基础上,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光辉篇章,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提出了“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

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形式获得土地的权利。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穷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改变了受剥削受压迫的命运,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燃起了星星之火,使革命看到了希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最为可贵的是,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了理论思考和总结,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从挫折走向胜利。

l 1929:党指挥枪铸军魂——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

1929年,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我军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保持革命斗志,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功解决了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此,一个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真正建立起来了,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

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践面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红四军党内就建党建军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统一思想,明辨是非,维护了朱、毛的领导,巩固了红四军的团结。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各地红军逐步实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一)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到独立创建和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一支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后,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

1929年1月,就在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之际,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就指挥湘赣两省“会剿”的3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

当时的情况,迫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原计划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引开“会剿”之敌。2月中旬,当红四军主力到达赣西南时,井冈山已被敌军占领。毛泽东、朱德便决定利用福建、江西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在赣南闽西的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1929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带来了彷徨和困惑,从而也引起许多内部矛盾和争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成为这一时期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走出井冈山的红四军,于3月中旬夺取了闽西长汀县城。此地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比较发达。红四军首次进入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不仅筹到大批款项物资,红军战士每人还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随后,红四军又相继攻占龙岩、永定县城,部队也由下井冈山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6000多人。

居安思危,毛泽东并未忽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紧迫性。在这一时期,他曾尖锐地指出军队人员构成上存在的问题:“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确实,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军队时,其成分就比较复杂,一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军阀军队,一部分来自工人,多数则来自农民。因此,各地区的党组织从起义开始,都在逐步对军队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前,便在三湾进行改编,决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还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但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部队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

而整编后的红四军成分更为复杂,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很多军事干部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缺失,致使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大量残存。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新根据地的开辟、革命进一步深入和战争的发展,一些不良倾向开始暴露出来。

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抬头。军中有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喜欢“长官说了算”。有些人还有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

红四军中一部分人认为军事高于一切,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有些人不关心根据地的创建,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不赞成创建革命根据地,而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干部经常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消极言行扩散开来,不仅导致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还影响到红四军的上层,从而引发了领导干部之间的争论。

(二)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形势趋于稳定,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逐渐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持续发酵,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红四军内部矛盾最终激化,聚焦在了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前委、军委之争。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2月初,在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由于特殊时期为提高决策效率而取消军委。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军委设置问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诸多错误思想,又由于红四军自下山以后,连续作战,且频遭强敌追击,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影响制约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另外,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在半年内被遣返了70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后死伤惨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作出结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团结。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此外,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以及从苏联归国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干涉军务,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焦点又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7月以后,毛泽东因疟疾病倒,转移到上杭、永定山区养病。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极度削弱,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益发泛滥。朱德、陈毅等人对此深感忧虑,想着力整顿。

(三)

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决定派陈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八大”召开,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无组织状况地开了3天”,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军事上的挫折随之而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3路拥入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有3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

决议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内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作为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对决议的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红军部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经过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介绍,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中共中央在后来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高度评价古田会议决议:“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指出:“福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此后几十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创造,但基本的原则还是来源于这个决议。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年的艰苦转战,克服了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最终取得了重大收获,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一年我党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芒。

l 1930:星星之火可燎原——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的变革与新生

1930年,帝国主义加紧争夺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军阀混战不断,人民苦难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在反动统治的扼杀与“围剿”中艰苦抗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推动土地革命,发展红军力量,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使大革命失败后陷于绝境的中国共产党获得新生和壮大,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1930年夏,中国共产党党员增至12万人,在全国建立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与地方武装力量达10万人之众,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

(一)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远强于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因此不能照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而应根据中国实际,着眼于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挥农民群众力量,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城市,以至全国革命胜利。因此,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后,开始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1929年底的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建设做了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定,为193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做了充分的准备。

1930年初,虽然“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已形成,但在党内尚未形成全面的共识。由于思想的不统一,导致反“围剿”频频失利,红军士气受到打击,革命状态低落。红四军第一纵队队长林彪在1930年新年给毛泽东的“贺年信”中提到,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党和红军内部悲观氛围四起,红四军应该各自打游击寻找出路。这种弥漫在红军内部的右倾悲观情绪也呼唤着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发展的未来方向给予坚定指导。

为了恢复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信心,进一步阐明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回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中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寓意革命力量现状——“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泽东的判断建立在对中国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的客观情况之上,他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肯定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并建立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路线的正确性,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革命力量,扩大红军,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打击。由此,毛泽东得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论断,他在信的末尾以磅礴激昂的语言把革命的光明未来付诸笔端,拨开了党内思想迷雾:“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通过这封回信进一步诠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批评了以林彪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打消了党内的悲观思想,也纠正了欲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的“左”倾冒险思想。毛泽东阐明了农民工作的重要性,使“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得到创造性发展。“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30年2月7日,“二·七会议”在江西吉安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上成立了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并确定了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和发展工农武装的任务。1930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战略转移的关键之年,党开始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阵地,轰轰烈烈开展土地革命,步步为营掀起武装斗争,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复兴。

(二)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土地革命。广大贫困农民分得了土地,真心拥护共产党,成为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1930年前,海陆丰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已陆续开展土地革命,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土地政策存在着打击中农和富农,没收一切土地的“左”的倾向,也存在着不开展分田斗争的右倾错误,不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鉴于此,1930年的土地革命制定政策更具科学性。

在“二·七会议”上,党确定了要深入土地革命的任务,提出了要按照“分”“快”的原则全面开展分田运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就纠正了一些地区不开展分田斗争,不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错误。这之后各地的土地革命都按照中央的规定开展。

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毛泽东的多次实地调查研究为改进完善土地政策作出了贡献。几次调研都是毛泽东在红军作战间隙挤出时间,深入实地取得的成果。5月,为解决土地革命的路线问题,对中间阶级和中小工商业者制定具体政策,毛泽东用10多天的时间在江西寻乌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通过这次了解寻乌各领域、各行业的深度调查,毛泽东弄清楚了城市乡镇情况,富农和商业现状,找到了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的办法,并撰写了《寻乌调查》。毛泽东指出,不能彻底消灭富农,而应该限制富农,提出了“抽肥补瘦”的分配方案,为后来党制定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奠定了基础。10月,毛泽东在江西兴国永丰区进行了近10天的调查,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写出了《兴国调查》。调查指出:必须平分富农土地来解决多数人的土地问题,在平分土地过程中不能损及中农的利益。毛泽东根据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调研,有效把握了土地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富农和中农的路线问题。毛泽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坚持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维护和实现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为党的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学依据。

结合各地实际和经验,1930年9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纠正了之前土地政策的错误方向,使土地革命由1927年开展以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和路线。在实际运用中,通过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政策,广大没有土地少有土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政治上翻了身,生产能动性提高,生活水平得到改善,进一步激发了农民支持党和革命事业的热情。1930年的土地革命实现了广大贫困农民的利益,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推进革命争取了源源不断的物力和人力,这也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

1930年,国际国内形势都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客观有利条件。国际上,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工人运动有了较大发展;在国内,帝国主义列强唆使国民党军阀矛盾加剧,混战不息。但在此形势下,党内“左”倾冒险错误却逐步占据主导地位,使党的革命事业受到了考验和打击。

1930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延续了决议中的错误主张,认定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认为党必须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于是1930年2月26日,党中央发出第70号通告,忽视了革命斗争局面仍旧是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认为党要集中力量进行“积极进攻的策略”“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针对共产国际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决议,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处理分歧问题,中央工作交由李立三暂时负责。这时党内教条式的本本主义阻碍了正确政策的推行,因此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即《调查工作》),阐述“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的重要性,批判党和军队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篇文章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进一步说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实际并不了解,只有在实际调查中得出的理论才可以作为党的正确指导思想,这也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科学精神和批判意识。

然而“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影响越来越大。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这份决议继续对革命形势作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逼近,在此基础上要照搬十月革命的经验,在中心城市爆发工人斗争,通过在一省或几个省的革命高潮,取得全国革命政权的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下,李立三反对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明确指出“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认为红军要“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这次会议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接着,党中央决定发动武汉、南京和上海等地的暴动。7月下旬,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按照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趁国民党内乱之际攻占敌人兵力较为空虚的长沙,以配合武汉暴动。这次军事胜利也导致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继续发展。由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反扑,红三军团在短暂攻占长沙10多天后被迫撤出。在红三军团进攻长沙的同时,李立三还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8月初打到南昌,侦察敌情后发现国民党防务严密,从敌我力量对比实际出发,决定放弃攻打南昌,转到安义、奉新,通过发动群众筹款、宣传,扩大红军力量,避免了“左”倾错误的负面影响。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师,3万余人组成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8月下旬李立三又下达命令提出二打长沙,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在经历16天围攻长沙后,红军损失严重。为避免盲目硬拼,毛泽东再次抵制错误路线,当即决定率领红一方面军撤离长沙,移师江西吉安,使得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展至约4万人。

在李立三错误路线指引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幻梦破灭,党的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危害,刚恢复建立的国统区党组织暴露,党的10多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在武汉、南京等大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杀,红军的力量遭到削弱,农村革命根据地范围缩小。

李立三错误路线让共产国际和党内开始进行反省和自我批判。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在7月下旬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和不重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观点。为在党内贯彻此次会议决议,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在党内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批评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现状的过高估量,停止了其冒险主义路线。李立三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会议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补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进入中央委员会,党在自我批评中全力扭转革命事业重回正轨。

可是,共产国际却没有停止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干预。1930年10月,由于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态度有所转变,对六届三中全会持否定意见,认为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在党内一直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王明,仗着共产国际支持,乘机带头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号召成立新的中央领导机关,造成党内混乱。王明的思想激进冒险,他教条式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极端。由于新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的米夫来到上海后,全力支持王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对王明和共产国际错误说法进行批驳和分析。12月1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驻上海的远东局,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改变中共中央领导,贯彻共产国际路线。1931年初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启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长达4年的统治。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仍在路上。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作风,这在1930年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抵制李立三的错误思想,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保存了有生力量。

(四)

1930年5月至10月,国民党内部爆发中原大战。战争发生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国民党军阀混战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起来,土地革命持续深入进行,红军规模扩大。在中原大战期间,红军共成立14个军,人数约10万,在10余个省建立了赣南、闽西、湘鄂赣、鄂豫皖等10多个根据地,革命力量日益壮大,让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感不安。

5月中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红军发展和建设的相关问题,统一了红军的编制和作战行动。会议对政治形势和红军的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作了讨论和决议,决定主要战区的红军合编成军团。按照会议决定和中央指示,各地红军普遍进行了整编,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军团等,加强了党的领导,红军整体实力提升,开始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为红军反“围剿”胜利做了前期准备。

1930年6月19日,赣南、闽西地区的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委。1930年8月23日,红一、红三军团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镇会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图为长沙浏阳市永和镇永保村李家大屋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

在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从10月起便马不停蹄从全国抽调兵力,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行动。12月,国民党军队长驱直入、分进合击进攻根据地,但因为战线过长,士气低迷。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毛泽东、朱德指挥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诱敌深入,将敌军先头部队诱至根据地中部,再将敌军分割为两群,各个击破,并擒获了国民党此次“围剿”行动前线总指挥国民党军第18师师长张辉瓒。在1931年1月3日,红军以少胜多,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这让毛泽东大为振奋,他专门赋诗一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将红军骁勇善战、士气高昂的战斗状态一一记录。这场战役是红军建立后战果最大的一次,红军成功实现从游击战为主向运动战为主转变。战争中“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的战术成为了红军游击战术的精髓。

红军能够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依托于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采取科学的战略战术,灵活用兵;依托于党成功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积极实行土地政策,使得人民群众大力支持革命;也依托于红军实力增加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组织的赤卫队、游击队所提供的重要支援。

除了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还在统治区进行文化“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团体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开展了坚决的斗争。1930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会上鲁迅作为代表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重要讲话,讲话中表达了左联要服务工农大众,与旧社会和旧势力进行坚决持久斗争的决心。随后戏剧、美术等领域的左翼文化团体陆续成立,左翼文化团体联合起来又成立了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左翼文化工作者及其组织积极创办革命刊物,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创作文艺作品,宣传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子夜》《义勇军进行曲》等大量优秀作品,团结了夏衍、郭沫若、瞿秋白、丁玲等先进的文艺界人士。他们用文学艺术作为武器,深入群众生活,把握时代脉搏,点燃革命热情,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抗争。中国的现代文化进入了新时代。

1930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守护着革命的星星之火,以看似微弱的火光照亮了中国革命前行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坚持自我革命这个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面对错误思想和路线勇于刀刃向内,让党的事业重回正轨;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开启了中国复兴的大门。

l 1931:山河破碎抗争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波涛汹涌的一年。走进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中央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节节胜利的反“围剿”战争,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中央。当然,这一年最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还是九一八事变。

(一)

在红一方面军胜利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不久,1931初,蒋介石以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指挥20万军队,准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3月28日,国民党南昌行营下达总攻击令,限各部4月1日开始分路向苏区攻击前进。红一方面军仍然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自1931年5月16日至31日,红军从富田开始,连打5个胜仗:横扫700里,自赣江之畔直达福建建宁,共歼敌3万多人,顺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并进一步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眼看着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不肯善罢甘休,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6月间自任“围剿”军总司令,7月1日,蒋介石、何应钦坐镇南昌,指挥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起第三次“围剿”。蒋介石聘请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以嫡系部队5个师为主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向赣南、闽西的红军根据地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赣江东岸。

1931年9月2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的国民党军,在根据地军民连续打击下,全线撤退。红一方面军乘机对退却之敌实施追击和截击,进一步扩大战果。1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江西兴国县方石岭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十二师、第九师炮兵团和一个步兵营,俘敌5000余人,缴各种枪4500余支,子弹120余万发。

至此,红一方面军历经三个月作战,六战六捷,共歼敌17个团3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又一次粉碎了由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此次“围剿”被粉碎后,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0余县的广大地区。

红一方面军连续3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大打击。由于受到红军反“围剿”胜利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推动,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于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是党领导的一次非常成功的、重要的武装起义。第二十六路军这样有较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在战场上起义,投向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在国民党军队中引起很大震动。

这时,其他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也取得胜利,在鄂豫皖,从1930年冬到1931年夏,红军先后打破国民党军队两次“围剿”。1931年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近3万人。这是继红一方面军之后组建的另一支具有战役作战能力的重要部队。在湘鄂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等根据地,也都取得反“围剿”的胜利,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大约与此同时及稍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红军游击队经过艰苦斗争,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后经粉碎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展为陕甘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根据地的布局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南方有革命根据地,北方也有了革命根据地。这对中国革命后来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中国工农红军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数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是由于根据地广大贫苦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得了土地,踊跃参军,从多方面支持革命战争。没有广大贫苦农民的全力支持,红军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这些胜利同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者正确的战略战术指导是分不开的。红军作战的原则主要是: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行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运动中发现敌军弱点,打速决战、歼灭战;不失时机地实行进攻,扩大战果。在这个过程中,实行正规军、游击队和赤卫队相结合,使主力红军的战争与人民的游击战争互为左右手。

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解决了红军如何以劣势兵力和落后的装备去战胜强大的敌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的杰出贡献。这些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才逐步形成的,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二)

九一八事变不是偶然事件,日本对东三省的侵略计划蓄谋已久。早在1931年的3月,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学校讲话,就鼓吹占领满蒙(中国东北)对于决定“日本国命运”的重大意义。他认为: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日本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并且,将来开发的余地很大,可以说,满洲的价值在于将来……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

1931年9月18日傍晚,奉天(现沈阳)通往长春方向的铁路上(即当时由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以巡视铁路为名,来到距沈阳北大营700米的柳条湖,将多包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上。10时20分,日兵将炸药引爆。东侧道轨接头处约有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损毁。还在沈阳北大营南柳条湖附近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随着一声爆炸,硝烟腾起,平时不起眼的柳条湖,顿时变幻成一个巨大的阴影,把整个沈阳笼罩。爆炸同时,在铁路爆破点以北约4公里的文官屯的川岛中队长率兵南下,开始袭击北大营。爆炸后,驻扎北大营和沈阳城的日军兵分南北两路,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进攻。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后来又称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动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为了集中力量“围剿”红军,蒋介石在1931年7月间就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的调停上。但是,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力的制裁措施。日本对国联作出的限期撤兵决议拒绝接受,国联也束手无策。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让日军迅速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24小时内,日本已实际控制所有南满地区,军舰也满载军队在山东半岛的青岛登陆。次日,日军侵占沈阳,4个月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

当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这首歌唱的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被迫离开家乡,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三)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民众坚决要求反抗日本侵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让东北三省迅速沦陷的做法也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1931年9月21日和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先后举行反日大罢工。南京、天津、北平、汉口等城市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以请愿、募捐、禁售日货等形式,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热潮。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4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9月28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前往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11月底,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议将锦州划为“中立区”交由国际共管,学生闻讯后更加愤怒。

12月17日,汇集南京的各地学生3万多人举行联合大示威,但遭到大批国民党军警的武力阻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界上层分子发出了要求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改弦更张”、抵抗日本、实行民主的呼声。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等地的民族工商业者开展抵制日货活动,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海外侨团也纷纷致电国民政府,要求一致抗日,表示誓为后盾。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全国人民对坚持在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抗日斗争给以热烈声援。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先后派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党组织的力量,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四)

1931年1月7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原先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从这时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王明以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改造各组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后不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是同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分不开的。八七会议以来,党内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虽然几次受到批评,但始终未能在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等人脱离实际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对他们的错误主张失去清醒认识和抵制能力。这种状况,反映了党仍然处于幼年时期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同党的纲领是一致的。但他们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王明认为“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倒是“右倾”,是“否认了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主张在湘鄂赣各省“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要求继续打击中间营垒,强调推行“进攻路线”。整个来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更坚决,形态上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色彩,因而造成的危害也更大。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了一系列非常的情况。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一批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党的重要干部,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出党。接着顾顺章叛变、向忠发叛变,同年9月下半月,由于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卢福坦三人担任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10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12月上旬,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总的来说,1931年是一个比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一方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不到半年时间,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东三省人民流离失所。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的消极不抵抗政策激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勇敢地站出来,带领人民群众掀起了长达14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一步步带领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富强。

l 1932: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共产党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

1932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似乎是比较平淡的一年。它既没有1927年那样的大起大落,也没有1934年那样的苦难,当然也没有1949年那样的辉煌。但是,历史之河潜流涌动,其大潮在向前奔腾的同时也会因暂时遇到障碍而出现曲折与回潮。1932年可谓是激荡曲折之年。党内正反两种力量激烈斗争,“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其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导致中国革命事业严重挫折的极端状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虽然屡屡遭到压制和打击,但仍然在苦苦坚持,维持着革命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

(一)

要理解中国共产党1932年的历史,自然离不开当时中央苏区的历史,而要理解当时中央苏区的历史,又要从前一年的赣南会议说起。

1930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还留在上海,但其“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已经逐步推行到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朱德领导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当其冲。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会议的矛头却是对准他。会上,大家对革命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个性坚强的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革命根据地实际情况。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意图,不顾事实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把他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并且上升到“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的严重程度。

十年后,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对这些“钦差大臣”有过尖锐而深刻的批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可见毛泽东对此是有过深刻的切身体验的。

然而当时,作为严守党内纪律的下级,他只能保留自己的意见,服从组织决定。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显然,这是要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

此后,毛泽东的处境日渐困难。最困难的时候,用他的话说,连鬼都不上门。

(二)

临时中央那些年轻领导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并不了解中国国情和敌我力量对比,就生吞活剥苏联经验,用主观想象和照搬的教条去指导中国革命。他们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与地主军阀的封建剥削,使中国的经济危机发展到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变动了,革命力量已经压倒反革命力量,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危险,要准备党的组织与党员去迎接行将到来的伟大的阶级决战。目前的任务: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争斗,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争斗。

在这种狂热情绪推动下,他们给中央苏区发去指示,要求红军进攻江西中心城市。这实在是一个冒险政策。

此时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进入苏区。1932年1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瑞金开会讨论临时中央提出的攻打南昌问题。务实的周恩来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重兵固守坚城,红军又缺乏攻坚武器,因此不能去打南昌。周恩来同意并回复临时中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答复: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话说到这个程度,看来不去攻打城市就会被扣上违抗中央的帽子。于是苏区中央局会议就讨论究竟是打抚州、打吉安还是打赣州。多数人认为三个城市中只有赣州守军较少,并且比较孤立,于是会议又变成讨论如何打赣州。但毛泽东仍然不同意打赣州,他认为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敌之必守,且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还是决定打赣州。时任中革军委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后来回忆:“我开始时也不赞成,后来中央一再来电,于是我又动摇,变成赞成打赣州了。”毛泽东又一次成为少数。

1932年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训令要求红军攻取赣州,并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当时有人还说:打下赣州再和毛泽东算账。然而,即使是有彭德怀这样的猛将指挥,红军攻打赣州长达33天,不但城未攻下,自己伤亡达3000多人。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既然打赣州不行,那红军下一步该往哪里行动呢?3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但有人认为还要继续打赣州,有人认为要执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向湖南进军。会议虽然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但也没有接受继续打赣州或进军湖南的错误观点,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分成西路军和中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又有了指挥红军的机会,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份率中路军北上。

在行军过程中,毛泽东得知闽西的红军连克两县,国民党地方部队溃退到广东。根据敌情变化,他提出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因为福建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之地。周恩来经过研究,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

毛泽东当时的观点是:向北的话南昌敌人强大,向南会与广东军阀顶牛,向西有赣江阻隔,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在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3月底,他又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因为兹事体大,周恩来亲自从瑞金赶到长汀,与毛泽东等开会研究此事,并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4月10日,毛泽东指挥红一军团攻占龙岩城。19日,红军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连夜弃城而逃。20日,红军占领漳州城。此役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2架飞机,东路军在漳州停留了一个半月,筹款达100多万元。

同样是攻打城市,一个月前红军打赣州没打下来,吃了大苦头;一个月后打漳州却打下来了,吃了大甜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因为赣州易守难攻、敌人强大,漳州地势易攻难守、敌人薄弱。亲身经历这两次战役的聂荣臻后来总结说: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

(三)

然而,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红军不是处于劣势,敌人才是劣势。正当毛泽东率红军进攻龙岩、漳州时,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向临时中央常委会报告中央局在赣南会议前后的工作情况。常委们认为中央苏区的领导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毛泽东阻碍了中央路线的执行,赣南会议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看来还远远不够的,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于是临时中央连发两封指示信严厉批评赣南会议和苏区中央局。

临时中央4月14日的指示信,不但重申1932年1月9日《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的论调,即日本占领满洲是帝国主义新的瓜分中国的开始,是进攻苏联的具体的危险的步骤,并说“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箭在弦上”。信中提出:“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争斗。”最后强调:“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各个苏区党目前的主要危险。”显然,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无疑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在前方指挥红军打胜仗,一边却在后方被临时中央无端指责。

为什么临时中央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广大人民群众期盼抗日保家卫国之际,却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这样不得人心的口号,将苏联利益置于中华民族利益之上呢?除了与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临时中央领导人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有关。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言必称希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题和任务,显然是有的放矢的。

虽然毛泽东此时坚持认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但苏区中央局却顶不住临时中央的一再批评,只好承认自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既然苏区中央局作出了这样的决议,毛泽东被中央局重用的机会越发渺茫。

6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围剿”。为应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率东路军回师赣南,红军也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朱德兼任总司令,王稼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却没有恢复总政委的职务。中央局并不打算把总政委一职留给在他们看来既右倾又自有主张的毛泽东,于是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7月下旬,在前线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在后方的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但中央局仍然坚持由周恩来兼任,大公无私的周恩来再次写信向中央局陈述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经过周恩来一再争取,8月上旬在兴国召开的中央局会议终于决定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对正处于困境中的毛泽东而言是非常可贵的。

(四)

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的战略部署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准备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红军力量的计划,用心险恶。

由于红四方面军在前三次反“围剿”中连续取得重大胜利,加上红三军在襄北作战直接威胁武汉,蒋介石决定用30余万兵力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用10余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7月,蒋介石调集军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如何打破国民党第四次“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与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发生了严重分歧。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等认为,部队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应当停止外线进攻作战,把主力摆到鄂豫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展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实际情况,命令部队不断出击作战,执行临时中央关于红四方面军配合红三军行动以造成包围武汉形势的指示。另一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甚至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红军打得溃不成军,处于“偏师”地位,新的“围剿”不会来临。他主张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击敌,威胁武汉,说什么“胜利了要再胜利”“不能停止进攻”等。张国焘支持这种意见。既然领导层对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行动方针和作战部署就不可能正确。张国焘在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埋下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种子。

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之战中得到充分体现。战斗的激烈程度,连徐向前都惊叹实属少见。此役给敌以重创,敌第2师被打垮,6名团长悉数毙命,战场上到处是敌军的死尸和伤号。红四方面军也伤亡约2000人,独立一师师长曾中生脚后跟被打坏。

虽然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但由于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的错误,加上他在“肃反”中错误杀害了许继慎等大批优秀干部,连徐向前的妻子都被作为改组派杀掉,又在苏区推行不得民心的“左”倾政策,因此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行转战3000里,后来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军向湘鄂西根据地发起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反“围剿”的失败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有共通之处。面对优势敌人,在“打阵地战,固守洪湖苏区”还是“打运动战,集中兵力寻机各个击破”的战略问题上,红三军多数高级指挥员都赞成打运动战,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委夏曦却认为要打阵地战。两种意见尖锐对立,各不相让。夏曦竟然认为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十分之九是改组派”,内部肃反是打破敌人“围剿”的先决条件,把肃反当作“最紧迫”“最突出”的中心任务,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干部。在作战中,夏曦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只得退出革命根据地。后来经过长期转战,红三军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

(五)

前方指挥员与后方革命根据地领导层矛盾的逐步尖锐化,同样存在于中央苏区。

毛泽东在8月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上,主张设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军事行动。会议经过争论,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外线作战要在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进行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的地区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的国民党军队,再打由赣江以西或由南城、南丰等地前来的援军,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反“围剿”斗争。8月8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半月之内,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率红一方面军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各个击破,歼灭国民党军第27师,俘虏5000多人,取得乐安、宜黄战役的胜利,直接援助了鄂豫皖与湘鄂西的反“围剿”作战。

然而,有时候胜利带来的矛盾甚至比失败更多。乐宜战役胜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前后方又产生了严重分歧。周、毛、朱、王从实际情况出发,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地区推进,而是将红军主力退到革命根据地内的东韶、洛口,随后又撤至宁都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寻求战机。后方的领导人不同意这一布置,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威胁南昌,以减轻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于是前方与后方通过电报反复争论,矛盾越来越尖锐,加上苏区中央局又收到临时中央关于进攻敌人“击破一面”等指示,苏区中央局决定中央红军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局全体会议”。

10月3日至8日间,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会议争论激烈,“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与会的大多数人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努力调和,坚持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0月下旬,临时中央宣布以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又失去了红军指挥权,而为他据理力争、竭力调和前后方矛盾、维护大局的周恩来,也受到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指责。

毛泽东随后大病一场,去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他对病友感叹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画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

宁都会议前后,蒋介石在湘鄂西和鄂豫皖得手了,于是集中主要兵力向中央苏区进攻。1932年底,国民党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此时毛泽东已经备受打压,虽然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随后粉碎了这次“围剿”,但随着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顶点。鄂豫皖、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军重新开创根据地,仿佛预示了1934年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类似命运。

中央革命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1932年历史的主旋律,但富有斗争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年还进行了其他斗争,比如一·二八事变中,当日寇进攻上海时,党领导上海全市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并动员各界群众大力支援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抗战;党领导的著名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如茅盾、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支援中国抗日斗争;在东北,党派遣周保中等到抗日义勇军中积极开展工作,领导抗日,打击日寇;在西北,党又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在斗争中逐步增强斗争本领的。

l 1933: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共产党在反“围剿”斗争中的奋勇抗争

1933年,西方世界仍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中,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亟须外侵以转移矛盾。不少西方国家企图将法西斯之火引向共产主义,此举助长了法西斯主义的气焰。

这一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攻入山海关,觊觎华北。

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继续在内部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中焦头烂额,置民族危亡于不顾,打着“围剿”消灭红军的如意算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还在内外压力的困境中步履维艰、上下求索。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迁入江西瑞金;毛泽东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左”倾思想仍在党内占据上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遭受了巨大挫折。是照搬苏联经验还是认清自身形势?是攻打城市还是积极防御寻求外围突破?是寻求国共合作还是对抗到底?是延续“左”倾路线还是勇于开展自我革命?1933年的抉择,将决定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和历史走向。

(一)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继续扩大对华侵略:1月初日军攻占了华北与东北的交通咽喉山海关,2月下旬日军及伪军10余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初热河全县沦陷。日军占领热河后,迅即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军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进犯,京津危险在即。尽管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奋起抵抗、请缨杀敌,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下陷入孤战无援,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

此时,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当务之急。如何科学地估计这一形势,并制定正确的路线政策,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一二六指示信”指出:“在满洲群众运动现在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率先意识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之要,朝着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迈进了一步。

兴衰在即,危难当头,共产党吸引了志同道合的盟友。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影响下,5月26日,中共党员吉鸿昌联合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主张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当即成立张家口特委,以支持同盟军,并在同盟军内成立前线工作委员会,正式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顺应大势的抗日同盟军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队伍很快由数千人发展到10万多人。6月起,同盟军连续收复多伦、康保、宝昌、沽源等四座县城,乘胜收复察哈尔省全部失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为之振奋。但由于遭到日蒋夹击,同盟军处境日益艰难。8月,冯玉祥撤销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10月16日,成立仅143天的同盟军彻底失败。

这次中国共产党联合爱国将领的抗日壮举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全国抗日民主浪潮,促进部分进步人士同共产党人合作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共产党人不断认识到,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不管哪个阶层、派别、集团、个人,只要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主义,就是倾向于革命的、有利于革命的,就应当成为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临时中央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状况,利用全国性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契机,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就能够有效推动以抗日战争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当时的中央领导者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推行了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方针,不能正确认识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不能正确看待国民党内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力量,甚至认为抗日同盟军首领冯玉祥与国民党新军阀“根本没有区别”,而同盟军内的共产党员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样的不正确认识,加之国民党统治集团坚持反共内战和消极抗日,导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民族救亡事业屡屡受阻。

至此,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方针仍掣肘着抗日同盟的发展,同时造成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陷入困境。这一年,在错误方针指导下,发生了反对“罗明路线”斗争和查田运动,第五次反“围剿”也遭到失败。

(二)

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了全面推行“左”的政策,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正确意见、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提出“红军不能冒进硬打”,“应在游击战、运动战中提高战斗力”,“向敌军力量薄弱地区发展”等合理化建议,却被扣上了“动摇怯懦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帽子。2月,临时中央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刻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上杭、永定、龙岩全权代表的职务,随即在福建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3月,又召开了江西省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认为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5月4日,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接着,邓、毛、谢、古四人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换职务。这些斗争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为后来中共中央实施错误的军事战略,导致红军陷入困境留下了隐患。

6月初,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大规模查田运动。查田运动本身是作为彻底肃清封建半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提出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中共临时中央在运动中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许多地方把大量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错划为地主、富农而加以打击,把不少富农当作地主加以打击,使运动产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阶级的严重后果。此举破坏了农业生产,损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根据地严重缺粮,使红军的扩大也遇到了困难。所幸,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纠正运动中的错误,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批准了他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文件。这两个文件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明确了如何划分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以及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中央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对农村阶级成分进行复查,纠正了土地革命中的“左”倾错误。此时,毛泽东已在调查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科学的认识,奠定了土地斗争阶级路线的基础。他在艰苦的政治环境下,既维护大局,又实事求是,把“左”倾错误的损害降到最低。党的革命事业正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性的决策、豁达的气度中不断锤炼升华、发展壮大。

(三)

比起对各项工作的阻滞和对党内作风的破坏,“左”倾错误方针在战时提出错误的军事战略则危害更大,会使党和军队的革命事业遭遇重大挫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经过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广大根据地人民更加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群众基础更为牢固。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革命形势本该趋向有利。但在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失败,直接造成了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红军被迫实施战略转移。

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准备的时间最足,主力北路军排以上7500余名军官全部轮训一遍;战略战术研究最细,悉心研究采用了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术;战争规格最高,他亲自挂帅总司令,调集了嫡系部队倾巢出动;部署军力最多,人数多达百万,其中50万兵力直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实力悬殊,又失去了毛泽东的领导,在第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国民党部队迅速占领苏区北大门黎川。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放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照搬苏联红军经验,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遇到挫折后又实行防御中的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尽管当时党内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但红军指战员依然遵循组织纪律原则,坚决执行命令,与敌人进行了硬碰硬的殊死决战。在随后的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中,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中苦守阵地取得小胜外,红军在其他战役、战斗中均惨遭失利。在历次反“围剿”中战绩赫赫的红三军团,这次遭受了惨重的伤亡,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临时中央机械地照搬照抄别国革命经验和“左”倾错误路线,使党的革命斗争遭遇了重大挫折。

在红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战局似乎又出现了转机。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10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陈铭枢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约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了大量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惊慌的蒋介石迅速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11个师入闽“讨逆”。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如果临时中央能在这个关键节点抓住机遇采取正确的策略,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将十分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

11月24日,周恩来致电中央,指出红三、红五军团应趁敌不备侧击蒋介石入闽部队;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将战略防守转变为战略进攻,以红军主力突破敌军围攻线,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与敌军“换防”,威胁敌之根本重地,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碉堡主义”与红军所处的困境。

但博古等认为蔡廷锴等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又害怕丢失中央革命根据地,拒绝采纳上述意见,依然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内线作战。最终,孤立无援的第十九路军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瓦解,到翌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遂告失败,蒋介石继而完成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导致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伤了同盟者的心,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完全陷入战略被动。

(四)

尽管“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的处境陷入极度的被动,但党在这一时期依然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诸多积极探索。

积极推进根据地经济建设。除军事“围剿”外,国民党对付苏维埃政权的另一主要手段就是经济封锁,这客观上也加剧了共产党内“左”倾错误方针的推行。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一些根据地逐渐出现工商业凋零、日用品囤积居奇、部分地方缺粮饥荒等局面。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意识到,只有积极进行经济建设,才能打破敌人封锁,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为进行反“围剿”斗争积累下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物质条件。2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决定设立中央、省、县三级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局,同国统区开展贸易活动,此举后来甚至为国民党所效仿。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提出了党在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政策,论述了在战争环境中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根据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采取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私人事业共同发展且以前两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成分,目的在于切实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苏维埃政府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劳动力使用。经过努力,各根据地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

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在简陋的物质条件下,根据地克服困难进行了一些文化教育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主要培养党、政、工会干部,还创办各类专业类学校、夜校、补习班等,培养各个方面的干部和技术人才。根据地的新闻出版事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文化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危害,开始实行策略上的转变,通过党外多种渠道开展活动,使工作能够有效扩大范围,并持久地开展下去。在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一度被国民党当局限制和查禁的各种进步文化作品得以面世,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文艺创作重新恢复,一大批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发挥了战斗号角作用,推动着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和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批判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社会科学研究实际逐渐结合,同时积极传播各种社会科学知识。左翼文化力量还逐步打入中间性报刊,甚至国民党当局的各种报刊中,他们还打入电影公司、唱片公司和出版发行机构,逐步占领和扩大宣传阵地,极大影响了城市各阶层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为革命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

持续加强作风纪律建设。党和红军中盛行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促使毛泽东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对党的事业的极端重要性。为抵制将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庸俗化的做法,总结苏区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经验,11月,毛泽东先后到江西兴国长冈乡、福建上杭才溪乡进行调查工作,找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遇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及其解决办法,纠正了苏区一些党员干部脱离实际乱发议论、脱离群众盲目瞎指挥等不良倾向,在党和红军中,初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针对苏区存在的贪腐作风,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1933年,中国共产党困难重重,风雨飘摇。在民族危难面前,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剿共”与“联共”的力量并存造成了政治局面的复杂动荡。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没有认识到国民党内部也存在分化,因而片面主张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对立甚至决战,从理论上实践上对共产国际盲从照搬。共产国际本身存在理论的不完备和组织的缺陷,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又严重脱离中国实际,最终导致了革命的重大挫折。

1933年,革命事业在错误路线的干扰下仍在艰辛探索。艰难困苦孕育着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恰恰源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共产党人在对真理的不懈坚持和探索中,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毛泽东重回核心,他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回到正确的轨迹,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征途上继续追寻抗日救亡和人民解放的希望之光。

l 1934: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1000年》一书,公布了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1000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100个重大事件,中国入选了3个,其中之一就是1934年的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一)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讲:“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持续18天,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次战役的惨败,宣告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二)

1934年7月,国民党调集3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00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党政军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00余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总人数8.6万余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出发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这一天,参加长征的每个人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留下的高级干部是: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这些人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后来,他们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三)

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军委纵队的后面担任后卫。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线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粤军这样做,是想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8万多红军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粤军在广东数年经营的成果必然毁于一旦。此前,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粤军的代表谈判,达成五项停战协议,最重要的就是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粤军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从安远、信丰间通过。10月25日前后,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

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了城口镇。红军前锋部队以每天百余里的速度开辟通路,11月8日,红军通过了汝城以南地域。在粤军和湘军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是湘南良田、宜章间的湘军防线。

由于中央红军通过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仓促,分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通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之后,精心布置的一道防线。11月12日,在红军向第三道防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队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湘江防线,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渡口,在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到界首之间。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界首还有80公里。因没有轻车简从,80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种缓慢行军,让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一条走廊式通道等待了3天。中国革命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

11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此时,湘军进攻兵力超过红军阻击兵力的10倍以上。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确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中讲:“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11月30日上午,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12月1日,中央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阻击战到了白热化状态,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离全州16公里处的脚山铺一带构筑了第一道阻击阵地,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湘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反击,厮杀声整整一个白天没有间断。聂荣臻政委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在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构筑阻击阵地,这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战斗异常惨烈,师参谋长牺牲了,师长李天佑拿起驳壳枪冲出指挥所,政委钟赤兵在红15团团长、政委都负伤的情况下,冲出指挥所向红15团的阵地冲过去。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构筑阻击阵地,这里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被烧成一片火海。位于最前沿的红10团团长牺牲后,军团长彭德怀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被在第四师前沿指挥的师政委黄克诚拦住。

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这个军团的阻击战打得特别惨烈,这支从中央苏区出发时1万多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战斗人员仅剩下1600人。

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直担负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在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他躺在担架上,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壮烈牺牲。

到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央派出了两支队伍。周恩来称他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壮烈牺牲。12月20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1935年1月16日,粟裕、刘英等率领800多名官兵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红军也进行了军事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后,1933年1月到达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20万川军“围剿”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至1934年2月,双方在战场上形成僵局。1934年6月,20万川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是关系川陕根据地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5个军参加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8月份,红四方面军发动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战术,使川军全线崩溃。1934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下一步将迎接更严峻的战斗。

1934年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关,北出终南山,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五)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上面这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即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l 1935:生死攸关大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胜利完成长征

1935年,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主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书写了大无畏的英雄凯歌,取得了战略转移的胜利。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新要求,党制定正确的方针和策略,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推向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一)

按照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作出的行动计划,中央红军改向贵州北部进军,而不是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红军要闯过的第一道难关,就是自古就有天险之称的乌江。

乌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流急滩多谷狭。为打破敌军妄想阻止红军渡过乌江天险的企图,中革军委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作为先遣团,于1月1日由龙溪到达回龙场渡口。调查发现附近村庄不仅没有船,就连一只木桨,甚至一块像样的木板也全被敌军搜走。团长急中生智,决定扎竹排,乘竹排过江。他们挑了8名熟悉水性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但试渡没有成功。红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当晚红一师又立即组织第一、第三两个团熟悉水性的36名同志组成突击队,进行夜间武装渡江。2日上午,红一团用火力封锁对岸,以防敌人破坏跨江绳索。红一团还同红三团一起赶扎了30多个竹排,搭成浮桥。下午,强渡开始,红一师在岩门地区集中红一、红三团所有轻重火力,向对岸老渡口和观音寺工事里的守敌猛烈射击,掩护红一团在渡口狭窄处强渡。至4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九军团由此渡江完毕。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县的回龙场、瓮安县的江界河、开阳县的茶山关全部渡过乌江天险,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敌军围歼红军于乌江南岸的企图化为泡影。

1月7日凌晨,红军完全占领遵义。在军委纵队及有关部队即将进驻遵义城的时候,红军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通令》,要求各部队进城时严格遵照执行。1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军委纵队,命令红二师先头团“明日应向娄山关侦查前进,驱逐和消灭该地敌人,并相机占领桐梓”。娄山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地形十分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中央红军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下一步行动将受到极大限制。根据军委指示,刘伯承、聂荣臻与红二师领导研究决定,命令红四团为先头部队,向娄山关挺进。经过激战,占领娄山关关口,然后乘敌溃退之势,一鼓作气向桐梓方向追击,攻占桐梓城。经过十余天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

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汉苗黎等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红军进城时,群众兴高采烈,鸣鞭炮欢迎,这是红军自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经历的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革委会成立后,积极发动群众,贯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帮助组织筹粮、筹款、制作服装和印刷文告,动员青年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总政治部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各军团都派出许多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组织武装、建立革命政权。广大群众积极帮助红军筹备物资,护理伤病员,踊跃参加红军。在短短十多天时间里,遵义地区就有4000余人加入红军。

(二)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通过这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与会者多数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中央政治局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及时向全军传达、贯彻。3月中旬,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作战指挥坚持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力争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红军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的数十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北进,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相机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1月28日,红军在土城战斗中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奉命撤出战斗,1月29日凌晨从元厚、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挥师西向进至川滇边的扎西集中。在这里,中央红军进行整编。

川滇敌军很快又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这时红军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突然掉头东进,摆脱敌军,于2月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再占遵义城。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气焰,鼓舞了红军斗志。经过激烈战斗攻占娄山关,红军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敌军为夺回失去的主阵地,兵力增加到六个团,组织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

蒋介石在打了败仗之后,调整部署,向遵义、鸭溪一带合围。红军迅速跳出敌军的合围圈,再次转兵西进,于3月16日至17日三渡赤水,重入川南。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动重兵围堵。红军突然又挥师东进,折返贵州,于3月21日晚至22日四渡赤水。随即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红军出乎意料的行动,使他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北上,于5月上旬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三)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在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为顺利通过彝族区,由刘伯承兼司令员,聂荣臻兼政治委员,率中央红军先遣队向大凉山彝族区进军。彝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以及奴隶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他们对汉族不信任,不准汉人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红军要路过这里,困难很大。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区,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号召彝族人民同红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时,在部队中普遍深入开展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纪律教育,严格要求指战员尊重彝族风俗习惯,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的行动来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通过了这个地区。

中央红军通过彝民区后,即向大渡河兼程前进。蒋介石飞抵昆明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加强防御力量,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使中央红军重蹈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失败的覆辙。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红军是不会重演历史悲剧的。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冒大雨经过70多公里急行军,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战胜惊涛骇浪,冲过重重火网,在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大渡河水流湍急,河面太宽,无法架桥,全军数万人马不能在短时间内渡河。敌情紧急,中革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以无比坚强的毅力,不顾饥饿,不怕疲劳,和敌人抢时间,和敌人赛跑,于5月29日经过160公里的急行军,赶到泸定桥,发起夺桥战斗。22位突击英雄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冲到对面时,敌人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们奋不顾身箭一般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狼狈逃窜,红四团英勇地夺下泸定桥。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有“神山”之称。有首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人不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向夹金山进军。红军指战员怀着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毅力,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互助,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向前迈进,战胜风雪严寒和高山缺氧等艰难险阻,终于征服了大雪山。

(四)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四川懋功(今小金)县城东南的达维镇,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6月18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士气高涨,战斗力大为增强。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物产较丰富,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但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为解决这个重大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踏上了穿过大草地的艰难征程。大草地环境险恶,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稍有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红军指战员经过长途跋涉,体质十分虚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交迫之中,很多红军战士在过草地时不幸牺牲。右路军走了6天6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按照俄界会议决定,北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打赢了突破敌人封锁进入甘南的关键一仗。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恰逢此时,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的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在党中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战胜无数艰难险阻,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五)

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而国民党政府则指派宋哲元等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

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北平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喊出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尽快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日反蒋。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等。

会议结束两天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充分论证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提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报告着重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此后,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l 1936:合作抗战开新局——中国共产党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是一个极其不平凡的年份。中国大地上,国内国际各种力量分化组合、风云激荡,上演了一幕幕大戏。

在这一年即将翻过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几乎超出所有人意料而震惊中外的大事——西安事变。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治者的蒋介石被扣押起来了,原因是他不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之一。事件的主要发动者张学良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周恩来评价张学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而顺利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一)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各路义勇军揭竿而起。他们驰骋于深山丛林中,出没于青纱帐里,同侵略者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

1936年2月,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宣布原有抗日武装“一律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五、六军,以及抗日联军××游击队”。据此,东北抗日联军相继组建了11个军,最终形成了以“南杨(靖宇)北赵(尚志)东周(保中)西李(兆麟)”为军事指挥的抗日局面。“东北抗联”最盛时期发展到3万余人,威名响彻全国。

杨靖宇是东北抗联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之后第一、第二军合编为第一路军,他任总司令,活动在南满地区的金川一带。1936年3月初,他得知奉天伪教导队一团团部76人将经过高丽沟前往通化县城的消息,便设下埋伏,准备伏击。但由于走漏了风声,敌人没有过来。于是杨靖宇故意放出消息说:部队将向东作战。他率部向东走了几里后,突然掉头返回到村里隐蔽起来,并告诉正在修路的群众照常干活。果然,几个小时后敌人来了。杨靖宇鸣枪为号,战士们勇敢冲杀,仅用15分钟就结束战斗,俘敌38名并有大量缴获。他对被俘伪军讲话后,伪军士兵议论说:“人家一个大队长(当时部队为保密称杨靖宇为大队长)讲话就这样呱呱叫……咱们‘满州国’的官连人家一个眼睛角也赶不上。”

为加强党对北方工作的领导,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1936年3月底抵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大力肃清党内“左”倾错误影响,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与此同时,刘少奇充分发挥领导白区工作的才能,通过撰写大量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阐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正确策略思想,将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的公开半公开的活动既严格分开,又正确地结合起来,扭转了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掀起新高潮的形势下,北方局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特别是解决当时干部缺乏的问题,作出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要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中长期坚持英勇斗争的一批党员履行手续出狱。后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陆续出狱。1936年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北方局的委派到达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他们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开办多种训练班、教导团,培养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

(二)

1936年2月初,率领红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毛泽东,来到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冒雪登山,勘察路线。远眺着雪花纷飞的大好河山,他激情豪迈,怀着抗日必胜的坚定信念,写下了气势磅礴的不朽诗篇《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此时,离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毛泽东力排众议,亲自担任“红军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决定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调集300名地方干部随军东征,“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陕北由周恩来为书记组成中央局,主持后方工作。

这次红军东征历时两个多月,取得了重大战果,为后来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基础。5月5日,红军回师河西,并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紧接着,5月19日至7月27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红军对坚持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予以重大打击,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开辟了纵横二百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次战役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的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同党中央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公然宣布另立中央。南下过程中,红四方面军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兵力由10万余人锐减到4万余人,其南下方针在实践中已告失败。1936年6月,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

另一支部队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出发,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他们北渡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6月抵达四川甘孜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于7月初召开庆祝会师大会。7月5日,红二、六军团奉命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在党中央的积极争取,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的斗争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与中央会合的压力下,张国焘被迫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

在红一方面军的接应下,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一幅无比壮丽的历史画卷,是人类军事史上的空前奇迹,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南方江西、福建、广东等八省的十几个地区,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领导南方游击战争的陈毅在一封信中写道,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他和游击队员“整年整月的时间,都没有房子住,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1936年冬,负伤未愈的陈毅和战友们被敌人围困在梅山二十多天,生死未卜。他以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在衣底留下了豪气入云的“绝笔”——《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三)

1936年4月9日,延安城边降落一架飞机,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是身穿飞行服的张学良。

当时,延安城还属于东北军的地盘,张学良派人将等候在城外的周恩来、李克农接入城内,他们从晚8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清晨4点。

这次会见双方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张学良提出的“假如我们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首先说明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表示回去报告中央。张学良根据这两年同蒋的不断接触和多方观察,认为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的,提议:“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周恩来对同张学良的会谈十分满意,在离开延安返回瓦窑堡的路上,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

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是建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

这条统一战线的形成,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实现的。

华北事变后,党中央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鉴于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明确的抗日表示,并且正继续加紧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进行“追剿”,所以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是“抗日反蒋”。

随着日本侵略华北程度的加深,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深,对于中日之间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不再亲自参与,对日立场有所趋硬。而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趋缓,国共两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秘密接触。

同时,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上层和下层相结合的方式,倾注很大精力对东北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东北军是张学良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退入关内,1935年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围剿”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是杨虎城,他还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是一位具有民族意识、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致信张学良、杨虎城,表达中共停止内战的政治主张。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还派刘鼎任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常驻西安。此外,共产党还开展了许多下层统一战线工作。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的逐步改变。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等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一字之差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5月31日,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并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到了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方针已经完成了转变。

经过多方努力,红军同东北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新局面。这种局面甚是奇特:双方默契地和平共处,即便前方发生了象征性摩擦战斗,后方集市上双方的采购人员仍相互打着招呼。红军剧团还可以去白区演出,当演出话剧《亡国恨》的时候,台下的东北军官兵哭成一片。

(四)

让东北军打红军,是蒋介石自认为“一箭双雕”的得意之笔。但西北地区“三位一体”局面的形成,让他大为失望。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下乘专列到西安。他请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旅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来华清池边吃饭边训话,要求这些军官服从他的命令,带领部队积极参加“剿共”,但是没有从他们口中得到满意答复。于是蒋最后向张、杨摊牌:要么上前线“进剿”红军,要么将两支部队调往南方,让出陕甘一带由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杨及广大官兵所不愿意接受的。

当天晚上,张学良到住地向蒋“哭谏”,大意是:如不再对日寇加以制止和反击,那时“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张学良的痛哭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反而责备张年轻无知,最后气急败坏地说:即便你用手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第二天,杨虎城再次“诤谏”,无果。杨虎城回来后立即与张学良商量对策。张学良表示:“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他们决定扣蒋。

接下来的12月9日,成为西安事变的导火索。这天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城内上万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极为恼火,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胡闹”,对不听劝阻者“格杀勿论”!张学良怕爱国学生遭到不测,亲自来到游行队伍劝说学生回去。一个站在前排的东北大学学生站出来,流着泪问张学良:“张校长(张学良曾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您什么时候能带着我们打回东北老家去?”此言一出,张学良的喉咙哽住了,他沉默半晌,激动地高声向学生们说:“你们现在都回学校去,一星期以内我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如果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之后张学良立即赴行辕见蒋介石,痛哭陈词,请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还怒斥张学良是“犯上作乱”!张学良心中愤懑无比,进一步下定了“兵谏”的决心。

张、杨确定了行动分工:东北军负责骊山捉蒋,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负责西安城内的军事行动与安全。张学良选择最忠实于他的人去执行捉蒋任务。他还带着亲信到华清池熟悉蒋的居室位置。

1936年12月12日的清晨,陕西临潼骊山风景区内格外静寂。凌晨四五点钟,一阵清脆枪声骤然划破黎明前的星空。东北军一队卫兵突然冲进蒋的住处五间厅。等他们进入寝室时,蒋介石已经没了踪影,于是立即沿山搜寻。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卫兵们从一个荆棘丛生的岩洞中架出了蒋介石。

(五)

西安事变的爆发,震惊了全世界。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事前毫无所知。消息传来后,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是也有不同看法,提出“不要急躁”“慎重考虑”等。

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充分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坚决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争取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央还对红军作出部署,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钳制胡宗南部,从军事上与东北军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相互策应。

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一到西安,周恩来便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及时了解事变6天来的情况及各方反应。张学良向周恩来介绍了举行“兵谏”的经过,以及最近几天来蒋介石的表现。蒋介石初被扣时拒绝商谈任何问题,甚至伏在桌上,捂住耳朵,什么话也不说,现已允许商谈抗日。周恩来还同张、杨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条件。

12月22日下午,一架专机降落在西安机场,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张学良亲自登机,迎下了宋美龄、宋子文一行人。宋美龄与蒋介石相见后百感交集,她劝蒋介石忍耐自制,放弃宁死不予妥协的决心,接受张、杨谈判。在她的劝说下,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变。他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周恩来进行接触。

12月24日晚,周恩来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去见蒋介石。由于蒋介石称病,周恩来未能多谈就起身告辞了。第二天一早,宋氏兄妹和周恩来再一次去见蒋介石。周恩来向蒋介石表达了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及努力。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下,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等六项承诺。至此,西安事变以和平的方式宣告解决。

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逐渐成熟的时候,西安事变起到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毛泽东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它“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1937年,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便形成了,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共御外侮。

就在1936年即将消逝而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一首歌传遍了全中国。这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l 1937:生死存亡筑长城——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极其黑暗、极其沉重的一页。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流离失所,大好河山惨遭践踏,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1937年,也是中华民族开始全面觉醒、全面抗战的一年。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迸发出像火山一样的爱国热情,义无反顾投身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洪流之中。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

延安,原名肤施县,地处黄河中游、陕北高原南部,以黄河天险为屏障,地形险要。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确定陕北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937年1月,在张学良东北军撤离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

1月13日这一天,延安城贴满了欢迎中共中央领导的标语口号,欢迎的人们一早就排列在道路两旁。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中,有城乡人民群众,有机关干部,有红军战士,有学生,有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还有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当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一行出现时,口号声、欢呼声、锣鼓声响彻延安山城。

次日上午,在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大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还风趣地说: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作贡献,即便是老婆和老汉两口子拉话,也要谈抗日。

1937年9月,根据国共谈判口头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各一部地区,共20余县,200万人。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从此,延安成为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战略大后方,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作出了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在这里,无数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经受锻炼和洗礼,跟着共产党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在这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亲眼目睹蒸蒸日上的气象,发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感慨。

延安,不仅让长征的红军有了落脚点,更是共产党领导广大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地。

(二)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后,为了尽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抗日进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愿实行如下“四项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作出的重大让步,毛泽东就此指出: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是为了团结一致抗日。

“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在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建议,提出关于恢复孙中山所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急议案。

5月,毛泽东在欢迎国民党中央调查团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合作将是长期的

此后,2月至7月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多次进行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多次重申“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并提出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蒋介石等虽然多方延宕刁难,企图限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以达到其“溶共”的目的,但也不能不在原则上承认国共合作抗日,并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45000余人。

(三)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自身建设。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着力克服关门主义,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使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以发展壮大。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并着重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造成的一个恶果就是西路军的失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2万多人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奉中央决定称西路军。西路军指战员在没有根据地、没有兵员物资补充、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深入河西走廊英勇作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功绩。1937年3月,西路军在甘肃北部地区遭到最后失败,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壮烈牺牲,余部分三个支队分路继续艰苦转战。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历尽艰险,于次年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尚有400余人,在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和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永远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砥砺向前。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接着,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与此同时,毛泽东用很大精力来做党的理论建设工作。1937年夏,他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

《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深刻阐述了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与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揭露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为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正确地改造世界、为党制定正确理论路线和战略决策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矛盾论》继承中国传统的矛盾辩证法优秀思想,深刻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对中国革命实践的独创性经验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哲学概括、总结和创新,形成了逻辑严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体系,为抗日战争和争取未来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锐利思想武器。

以上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共产党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做好了准备。

(四)

距离北平30里的宛平,是一座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小城,作为京南门户,“局制虽小,而崇墉百雉,俨若雄关”。1937年入夏以来,日军在宛平城附近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同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进行了多次紧张对峙。

1937年7月7日深夜零时许,日军以“仿佛”听到宛平城发出枪声、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中国守军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天刚破晓,日军就气势汹汹向卢沟桥一带扑来,并用大炮轰击宛平城,中国守军奋起反抗。

“卢沟晓月”胜景刹那间被打碎,卢沟桥畔一时间硝烟弥漫,日本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共产党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要求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斗争,并代表全体红军将士请缨杀敌。

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邵力子、张冲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此时,蒋介石迫于各方面压力,就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谈话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他实际上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把中共的提议搁置起来。

8月13日,日军制造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企图迫使中国屈服。看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变得岌岌可危,蒋介石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同时表示同意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布改编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115、120、129三个师。8月下旬至9月底,三个师的主力陆续开赴山西前线抗日。10月12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下辖4个支队。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真诚与国民党合作,团结御侮、共同对敌的表现。国民党同意联共抗日,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对国家民族的有功之举。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200万军队。国民党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约抗倭泯恩仇。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团结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下。

(五)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实行大陆政策,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特别是通过甲午战争并吞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通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攫取了在中国东北南部和京津一带等地区驻军的侵略权益,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一些军国主义者狂妄叫嚣:“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迅速攻占了北平、天津。尔后以平津为出发地,投入30余万兵力,沿津浦、平汉、平绥三条铁路线向华北腹地展开战略进攻,扬言“三月解决中国事变”。国民党军尽管顽强抵抗,但依然节节败退。

华北战局危急!八路军不待改编就绪,就誓师出征,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出师第一战,就是平型关战役。

平型关,位于晋北繁峙县的东北方向,自古为交通要冲。进犯平型关的,是日军陆军中的王牌、有“钢军”之称的第5师团。它是日军部队中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日俄战争和多次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次,第5师团21旅团一部企图突破平型关防线,与雁门关以北日军会合攻占太原,进而占领山西全省。

中国共产党不怕鬼、不信邪,决心寻机给侵略者一个教训!

1937年9月24日夜,八路军第115师冒着倾盆大雨悄然进入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高地的设伏地域。战士们经过一夜瑟瑟秋风侵袭,忍着饥饿和寒冷,趴在冰凉的阵地上,等待敌人到来。

次日凌晨,日军如约般走进了八路军布设的“口袋阵”。由于沟深路窄、雨路泥泞,敌人车辆人马拥挤堵塞,行进极为迟缓。第115师抓住有利战机全线突然开火,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

短暂的惊慌之后,日军军官们举起了指挥刀,组织士兵形成战斗小组,向公路边的高地冲去。八路军伏击部队如猛虎下山,以一当十,没有子弹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就用枪托,枪托折了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扭打。这场血战,是意志的搏斗,也是毅力的考验。

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八路军大获全胜。此役,共毙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和军需物资。

这次战斗,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力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迟滞了敌之军事进攻,被侵华日军称为“锥心战”,在东京军界、政界、新闻界引起极大震动。

这次战斗,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使共产党和八路军声望大增,极大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胜利的信心比金子都宝贵。

紧接着,八路军第129师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毁伤敌机24架,削弱了敌人的空中突击和运输力量。八路军第120师在雁门关以南连续打了几个伏击战,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向忻口运送弹药的补给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开展的积极战斗行动,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也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称赞和好评。国民政府连续发电嘉奖,海外侨胞也发电表示:“望抗战各军学习模范的八路军的优点,更望我全体将士更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共驱日寇,全体侨民,誓为后盾。”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八路军三个师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第115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15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第120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不间断地进行战斗,令敌人每一分每一秒都为其侵略付出代价,成为插向侵华日军背后的一把尖刀。

(六)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个非常重大的、关系抗战全局的问题,现实地、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即如何抗日并夺取胜利?

1937年的日本,工业增长速度高达9.9%,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以上,是全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1937年的中国,仍旧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即使把外国在中国开办的企业算在内,中国的工业产值也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

战争,很大程度上比拼的是国家的工业能力。日本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等,而中国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基本不能制造。

日军不但武器装备好,而且训练有素,长期受武士道精神灌输,作战十分顽强、屠戮十分凶残。日寇铁蹄所至,中国城乡战火连绵、人民生灵涂炭、大地饿殍遍野。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骇人听闻的血腥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凶悍的敌人。制定切合实际、制敌取胜的战略、战术和路线方针,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至关重要。但是,执政的国民党在战争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缺陷。他们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只是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抗战,不愿意实行民主、改善民生,不敢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还总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支持和援助上。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一开始就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共产党始终坚信,中国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必须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

为了正确地领导人民抗战,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会议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是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为此,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争担负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争取全国人民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l 1938:理论之光廓迷雾——中国共产党为持久抗战谋篇布局

进入1938年,中国抗日战争逐渐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并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年,毛泽东针对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特别是“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论调,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这一年,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这次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让党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一年,在党的坚强领导和深入发动下,“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洪流之中,“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一)

在全国性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淞沪、太原、徐州及武汉等会战。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的形成,使敌军处于两面作战、顾此失彼的不利局面。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以及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尽管付出近百万兵力的巨大牺牲,仍无法阻止日军的侵略,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比这更糟的是思想上的混乱,哀叹“战必败”“再战必亡”的“亡国论”不绝于耳,叫嚣徐州会战是“准决战”、是“敌人最后的挣扎”的“速胜论”兴盛一时……

廓清思想上的迷雾,正确指引全国抗战,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系统总结古今中外战争尤其是全国性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党的智慧,一气呵成写下了腹稿已久的军事论著——《论持久战》。文中,毛泽东综合分析中日国情,将战争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总结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特点,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针对企图速胜的“空谈快意”和“抗日必亡”的亡国论调,毛泽东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他指出战略相持阶段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等一整套战略战术。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就赢得全党、全军、全国热烈拥护和支持,对全国性抗战的战略指导产生了重大影响。

1938年7月,延安解放社印发单行本,各根据地争相传看。当月,国统区内的汉口、重庆、桂林、西安等地新华日报馆,相继出版铅印订正本。

傅作义不仅自己读,还令所属官兵读。卫立煌找来秘书陪他一起研读。白崇禧读完后,极为叹服,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向蒋介石力荐。

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等人马不停蹄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

一时间洛阳纸贵。

(二)

为进行艰苦的持久战,党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

太原失陷后,当山西的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时,中国共产党指挥八路军以“敌进我进”的超常胆略深入敌后,抓紧进行根据地的建设。1938年1月,敌后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它的中心区域在平绥、平汉、同蒲、正太四条铁路之间,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军事、行政、财政、文教、民运等决议案、大会宣言和向全国的通电,选举产生华北敌后第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八路军首先在日军战线侧后完成战略展开,在山西的四角形成战略支点。接着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举推进,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指出:抗战以来的经验证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党和八路军在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组织游击队和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尽快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和发展根据地。

八路军不仅在山区建立了战略基地,而且在平原也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平原根据地和山区根据地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相辅相成。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展开,有力地钳制和打击了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迫使日军抽调进攻正面战场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相持阶段的到来。

新四军各支队也挺进大江南北,深入敌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3月至4月,第一、二、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集中,军部也从南昌移至岩寺。7月,军部从岩寺迁到泾县云岭。

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由此,形成了中国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并存的战略新格局,扭转了因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战争颓势,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战基本进程和趋势的预见,全部变成了事实。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领导游击战争,使游击战“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开展游击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抗战胜利的伟大贡献。

在《论持久战》这幅中国抗战蓝图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指挥人民军队,为持久抗战谋篇布局,开辟广大敌后战场,为充分发挥中国的战略优势创造条件,打开了人民战争的广阔历史舞台,为构建持久抗战的大格局奠定了扎实基础。

(三)

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斗争。中共中央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1938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以更好促进国共两党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周恩来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反共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同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团结和组织进步文化界人士,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

事实证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然而,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

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对党的各项工作造成了危害。为了及时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

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由刚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批判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和那种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区合法运动的错误。

全会重申党的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

全会还特别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因此,这次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四)

六届六中全会还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把党的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会议指出,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确保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会议首次完整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如今,六届六中全会旧址内仍在显著位置摆放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当时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纪律的规定。这些规定,无不是再三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并“用以严格党的纪律,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这些规定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的基础,在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已经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历史用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反复证明,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加强组织纪律不容忽视,必须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放松。

(五)

地处黄土高原的陕甘宁边区,境内沟壑纵横,社会闭塞,经济文化相当落后。抗战前,当地百姓深受历代反动统治者的欺压盘剥,加之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广大农村只有“乞讨之乡风,而无求学之村俗”,使得“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许多贫苦农民几辈子不识字成了常态。徐特立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的时候,曾这样说到:“在西北,在我们到达之前,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

要想广泛发动群众,燃起抗日救国之火,能不能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能不能紧紧依靠群众,就成了关键一招。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也特别提出了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问题,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陕甘宁边区在财政极为拮据、人力物力严重不足、群众教育意识淡漠的条件下,紧紧抓住政治教育、识字教育、生产劳动三者的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边区实际、依靠群众开展社会教育的成功之路。

冬学就是边区扫盲教育最主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它以各地小学为中心,农闲时开办,每期3个月,教育对象主要是不识字的中青年农民。冬学办学方法灵活多样,有全日的、半日的、晚间的,有成人的、儿童的、妇女的,在边区各种扫盲教育形式中开办效果最好、坚持时间最长。从1937年冬开办冬学382处,10337人参加,迅速发展到1938年办冬学723处,参加学习人数增加到12824人。

1938年的“三八”妇女节,对陕甘宁边区的妇女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节日。这天,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会议发表了宣言,通过了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提出边区开展妇女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广泛开展识字启蒙运动,提高妇女文化水平,动员妇女支援前线,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时隔一年,边区已成为全国妇女运动的“推动机”,为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感慨题诗:“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妇女解放”,这个今天看来颇有年代感的词,在全面抗战之初却成了中国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广泛抗战动员的重要法宝。

党在领导和推动社会教育工作过程中,一直用民主的原则来组织民众,反对强迫命令;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来教育民众,反对主观主义;站在辅助的位置来领导民众,反对搞行政命令式的现象。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这个既当老师又当学生的过程不仅对广大群众进行了革命理论宣传,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更增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教育政策及其他各项方针政策的认同感,建立了民众与党的紧密联系。

“天寒地冻把书念,花开水暖务农庄”。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扫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社会闭塞落后的环境中开展群众工作的一项创举。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因此在改造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在实现着自我改造和自我超越。

l 1939:团结斗争促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斗争

1939年,全面抗战已经持续近一年半时间。此时的国际国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方面,欧洲形势日益紧张,终在9月纳粹德国闪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国内方面,日军已经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下开始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则不断发展壮大。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始终站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族抗战的立场上,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给予坚决反击;同时带领广大根据地军民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在敌后战场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为全民族抗战的反攻和胜利创造了条件。

(一)

1939年初,抗战局势逐步明朗,但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形势却更加严峻复杂。

随着战线的延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士气不断低落。沉重的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经济、财政日益陷入困境。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对日军日益构成严重的威胁。面对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开始转变侵华策略。在军事上,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国民党亲日派首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公开投敌,正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打击卖国的汉奸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

虽然日本的侵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华利益,但是,英美等国疲于应对德意在欧洲的挑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他们此时并不想跟日本真正决裂。在东方战场上力求在一定条件下牺牲中国,以同日本妥协。因此,英美等国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中国时刻有陷入“远东慕尼黑阴谋”的危险。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及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仍声言要“坚持抗战到底”,但蒋介石在内部的讲话中却表示抗战到底的“底”,是“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会议还把对付共产党作为重要议题,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这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主要注意力已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则日益加强。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分别致电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重申关于发展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指出在日本侵略者阴谋分化中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形势的变化已经开始危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的局面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智慧。鉴于1939年后国民党动摇妥协和反共倾向的加强,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有所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同时要竭尽一切可能,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争取时局的好转。

(二)

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因此,1939年党的重要任务是针对蒋介石集团限共、反共阴谋活动,从维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战大局出发,有步骤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的斗争。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集团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制造各种反共摩擦事件和惨案,企图借此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换取日本的让步,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民党军队先后制造摩擦事件150多起;在华北,先后制造“博山惨案”“深县惨案”;在华中,先后制造“平江惨案”“新集惨案”“确山惨案”。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战士、革命群众被捕杀,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动摇妥协、制造摩擦、存在投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采取革命的两方面政策。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帮助和推动国民党进步,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此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党的主张,揭露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退步行径,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妥协动摇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对摩擦事件决不能“逆来顺受”,否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2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河北等地磨擦问题的指示》,进一步指出:对于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山东今后磨擦会更多,更厉害,我们应准备长期磨擦,坚持我们在敌后抗战的路线与政策,反对顽固分子的错误路线,不要设想让步可以解决问题”;“在统一战线与磨擦中,我们的态度应是攻势防御的”。山东纵队在中央指示下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打退了其多次进攻。

到1939年6月,蒋介石集团分裂活动日趋猖獗。针对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在6月初发出《关于反对投降危险的指示》,6月中旬又在延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反对投降、反对分裂的工作。毛泽东在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地开展反投降、反分裂的斗争。

6月30日,毛泽东又公开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深刻揭露了日本诱降、英美劝降、国民党反共投降的种种阴谋,提醒全体国民“必须睁大眼睛注视那班投降派的活动,必须认识当前形势中投降是主要危险,反共即准备投降这一个主要特点,而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

7月7日,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指出中国抗战形势中两种最大的危险是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的危险;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摩擦行径进行深刻揭露;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这三大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方针的正式形成。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并宣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反投降、反分裂、反摩擦斗争在全国各地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在政治上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国民党中的投降派和顽固派,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图谋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

(三)

前期的反共摩擦被中国共产党予以坚决回击后,国民党顽固派并不甘心。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和山西、河北两省的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陕甘宁边区,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指挥陇东三区专署和保安队会同国民党驻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2月10日,国民党第97师1个团联合宁县的保安队袭击宁县八路军并占领宁县,14日向镇原进攻。同日,八路军第385旅驻西峰办事处遭到袭击。八路军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对顽军予以了坚决的反击,第120师第359旅奉令回师边区,会同萧劲光留守兵团,给顽军以有力的回击。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进犯,八路军第359旅奉命从华北返回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图为毛泽东和朱德检阅抵达延安的第359旅

在山西,企图对日妥协的军阀阎锡山,把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军视为极大障碍。12月初,阎锡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晋西事变”,他借口“反攻”,污蔑新军叛变,下令讨伐,并命令山西旧军向山西新军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坚决自卫反击,打退了阎锡山的军事进攻,并从大局出发,加强统战工作,粉碎了其阴谋。晋西北和晋东南成为新军和八路军活动的区域。

在太行山地区,1939年12月初,国民党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进攻冀西,包围压迫八路军第129师青年抗日纵队和冀西游击队,破坏抗日政权,频繁制造摩擦。12月下旬,国民党侯如墉部、乔明礼部进攻八路军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八路军被迫自卫还击。

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坚决反击,对于揭露顽固派投降反共阴谋,阻止投降派公开投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让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坚信,只有进行坚定而恰当的斗争,才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的好转。

(四)

日军改变侵华方针后,将军事作战的重点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并于1939年迅速实施。

华北地区是日军进攻的重点。1939年初,日军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囚笼政策”,不时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根据中央部署,华北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斗争。1月至3月间,八路军第129师主力赶赴冀南,与日军展开殊死斗争,共作战10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冀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3月,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经过英勇奋战,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并创建、巩固了鲁南抗日根据地。

进入夏季后,日军逐步把“扫荡”重点转向华北。八路军第120师主力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到7月,共作战160余次,歼敌4900余人,胜利完成了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9月,晋察冀部队配合途经晋东北的第120师主力联合作战,歼灭了由灵寿出发袭击抗日根据地重镇陈庄的日、伪军1100余人,取得陈庄歼灭战的胜利。10月至12月,粉碎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110师团等共2万余人对北岳区的冬季大“扫荡”。八路军采用灵活转移、伏击奇袭等方法,挫败了日寇寻歼我军主力的阴谋,前后作战108次,共歼敌3600余人,击毙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这是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

经过多次的反复斗争,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完成了“巩固华北”战略任务,为坚持长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华中地区,为了贯彻“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河南确山竹沟镇,正式建立中原局领导机关,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发动中原地区广大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2月23日,中央又委托周恩来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他根据敌占东南地区的情况,同新四军领导人商定: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遵照这一方针,新四军各部在巩固既有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拓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第一、二支队北上扬中地区,东进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开辟了苏常太和江锡虞根据地。第四支队东进皖东,开辟了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并扩建了第五支队,开辟了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游击队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并改称第六支队。与此同时,新四军第三支队与对皖南地区进行“扫荡”的日军展开了激烈战斗,胜利保卫了皖南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新四军经过一年的奋战,使华中敌后抗战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

(五)

根据地的巩固,是抗日战争能够长期坚持的关键。党在领导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政权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试验区,对敌后各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起到了示范作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性质、特点和基本政治、经济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所实行的是真正的民主主义制度。此后,根据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和“三三制”的原则,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也开始加强政权建设,相继召开参议会,制定施政纲领,并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

大力进行经济建设以解决战争和生活需要,是根据地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同时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贸易,并建立银行发行货币。在保障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前提下,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合理负担的原则。在农村,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提高了他们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在工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发展食品、日用品生产,小型服装加工和军械维修。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对于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敌后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日根据地还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为了便于同实际斗争相结合,1939年7月,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总校迁往晋察冀根据地。此后,随着抗战发展,抗大陆续办起14所分校,培养了10万余名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提出要尽可能广泛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党同志注意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党领导的军队、学校和政府的工作。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的到来,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

通过各方面的建设,大大巩固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战争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

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党还十分注意加强自身建设。经过前期的大量发展党员,1939年初,全国党员人数已达50余万。但是,在发展新党员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而进行“突击运动”,导致有些党员素质参差不齐,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内。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指出:在艰巨的抗战任务面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党的发展一般的应当停止,而以整理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工作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中央组织部于10月7日发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的指示》,随后,各地党的组织迅速开展了巩固党的工作。

加强对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是巩固党的中心一环。为加强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党的领导同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著。1939年五六月间,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发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党的支部》等文章,系统地阐明党员的标准、支部的基本任务和地方组织如何领导支部等问题。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说,阐述了共产党员进行革命锻炼和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必须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努力参加革命实践,研究社会发展规律,遵循共产主义道德规范。毛泽东读后,写信给延安《解放》杂志编辑部,认为这个讲演,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写得很好、很重要,应赶快发表。

在巩固党的过程中,党的建设理论也有了重大突破。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强调,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把一直“进行之中”的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

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伟大的工程”的高度,表明了党对加强自身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更加自觉和深刻。伟大工程的实施,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l 1940:中国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理论构建的成熟与抗日战场的战略性进攻

1940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了第四个年头。面对国内外极为复杂多变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大旗,发挥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继续承担起拯救民族于水火的历史重任,带领中国人民无畏艰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立下彪炳史册的功绩。

(一)

进入1940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德军打败了英法两国军队,接连侵占丹麦、卢森堡、荷兰、比利时、挪威诸国。希特勒以闪电战燃起的熊熊战火,迅速席卷半个欧洲。1940年9月,德、意、日正式结成了三国同盟,法西斯势力猖獗于一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极为艰苦的时期。

国际形势的变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受德、意在欧洲战场胜利和英美在东方妥协政策的刺激,日本侵略者急于抓住这“千载一时之良机”,叫嚣要迅速解决“中国事变”问题,以抽出兵力南进扩张。为此,一方面发动了枣(阳)宜(昌)等战役对国民党政府加以军事威逼,另一方面,则实施所谓“桐工作”计划,再次对其进行诱降。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抗日根据地作为进攻的主要对象,加强对各根据地的“扫荡”与封锁,妄图不断“蚕食”和消灭敌后抗日力量。

在此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动摇、倒退、投降和分裂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并于1940年3月拼凑成立了日本占领区内的统一的伪中央政府。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虽然继续抗日,但却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于1940年3月和6月先后两次与日本展开正式谈判。国民党顽固派不断策划反共行动,制造军事摩擦,直至发展为掀起反共高潮。这些都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和历史进程带来了深刻影响。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沉着应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完成历史赋予自身的艰巨使命而不懈奋斗。

(二)

1940年1月9日的古城延安,“虽是冬天,中午的阳光却使人感到暖和,延河里结的厚冰上也化出了一薄层润滑的水。”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场上,气氛热烈非凡。从下午一直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都在认真聆听着主席台上一位虽身着普通灰布棉军装,却“精神焕发”者的讲演,并深深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

这位演讲者正是毛泽东。他演讲的题目则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在这篇后来被修改、补充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的著名演讲中,毛泽东对“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世人瞩目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解答。它和毛泽东此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著作一起,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其作了系统性阐述。

1940年1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在这些光辉的历史文献中,毛泽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鲜明地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其中,“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它“虽然在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而这一点,也正是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阶段能够联系在一起的内在逻辑。

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在文化上,则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演讲的结语中,毛泽东用他浓厚的湖南乡音向世界豪迈地宣称: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关于当时的形势,毛泽东曾形象地描绘道:“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如今,伴随着毛泽东精辟讲解和豪迈宣言,大家感到“拨开了迷雾”,心中的疑问一扫而光,对“中国向何处去”有了明确答案,对中国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这一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在各种艰苦卓绝条件下奋勇前进的光辉旗帜,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最后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三)

1940年,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和策略获得重大发展的一年。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防共”、“溶共”等一系列反共方针的出台和实施,国内政治形势逐渐发生了逆转。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为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力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以重兵向陕甘宁边区、晋东南和冀南的抗日根据地等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对此,根据地军民坚决予以有力反击,随即又派代表与其展开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成功打退了这次反共高潮。

同时,在思想战线上,中共也迎击了国民党的进攻,对其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等疯狂叫嚣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与反击,这也正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发表一系列文章,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坚持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当时“不了解的依然还多”。

为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也为了系统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于1940年3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党内出现的“左”的倾向,全面论述共产党必须坚持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

毛泽东认真考察了国内外,特别是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指出:“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他明确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毛泽东强调,同顽固派斗争,必须坚持自卫、胜利和休战的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进一步阐述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特别指出对顽固势力和各个帝国主义都要进行具体分析,加以区别,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指示还全面说明了党关于政权组织、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文化教育、军事政策等各项具体政策。这些都在最大限度上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的同时,广泛争取了一切可以争取的进步力量,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还指出,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也要“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此问题上,要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正是在深刻总结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而一系列事态证明,它们的提出和执行,为中共成功应对各种危局,坚持抗战到底,发挥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国民党顽固派把反共重心转向华中。1940年9月中旬,国民党顽固派在苏北黄桥向新四军发动无理进攻。面对强敌来犯,人民军队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诱敌深入等战术,于10月上旬消灭国民党军1.1万人,成功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此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其最高峰——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也是毫不畏惧,妥善应对,采取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之方针,同其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功打退了这次反动高潮。

这再次证明了中共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的策略方针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面对艰难多变的环境,能够正确处理各种难题,成功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

(四)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逐步把其主要兵力用于进攻敌后抗日力量。从1938年11月到1940年底,日军仅在华北地区出动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有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人以上。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要责任。

面对新的形势,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明确规定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即: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退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在沦陷区,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日斗争。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指出开展敌后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中共广泛动员人民、依靠人民,领导人民抗日武装,顽强战斗。东北、华北,华中、华南……长城内外,处处听到抗日救亡的怒吼;大江南北,时时可见人民军队奋勇杀敌的英姿,日本侵略者深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0年8月至翌年1月,为坚决遏制当时的投降和妥协暗流,同时也为了打破日本侵略者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主动出击,因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20余万人,故名之为百团大战。

这是全面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8月20日夜,战斗按预定时间全线打响。日军被攻于不备,惊慌失措,一时间“淹没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对这场战役,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这样描述:“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夜以继日,一连厮杀了5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

百团大战“有如一阵暴烈的霹雳,轰动了整个华北战场,以至于全中国全世界”,到12月初,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万余人。此外还破坏或摧毁了大量铁路、公路、桥梁、隧洞、火车站、敌堡和据点,缴获一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面对惨重损失,日本侵略军不禁哀叹:“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

百团大战大大遏制了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的暗流,以事实驳斥了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等恶意诬蔑,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人民军队的辉煌战绩面前,蒋介石也不得不致电嘉奖,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百团大战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希望所在。

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对敌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大量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从1938年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比例分别达到58.8%、63%、58%和75%。到1940年底,仅新四军即在两年多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多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量武器。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为民族和祖国付出了一切,包括生命。他们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战斗中,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除东北抗日联军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拥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已经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共拥有近1亿人口,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

(五)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把根据地建设好,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各项建设中,政权建设是首要的也是根本的问题。随着敌后抗战的不断深入发展,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在此前多方探索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指示还规定:“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此外,指示还对相关政策和施政方针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三三制”切合当时实际,既保证了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能够广泛地团结小资产阶级群众,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一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此后,根据地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按照指示,各根据地都根据“三三制”原则对原有的政权组织进行了充实和调整。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在党的自身建设以及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工作等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中共的正确领导下,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1940年,毛泽东曾不无骄傲地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

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进步、发展与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落后、腐朽和黑暗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不但在无数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圣地延安的进步青年心中引起强烈震撼,也同样给诸多到访的社会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陈嘉庚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1940年5月31日至6月8日,著名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延安进行了访问。在延安期间,他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会见,并就国共合作及抗战形势等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相谈甚欢。此外,他还多次进行了实地走访、考察,对中共的政策主张,边区的施政纲领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直观认识。

访问延安之前,陈嘉庚曾先到过重庆,耳边一度充斥着国民党关于共产党的各种污蔑言论。经过实地考察,陈嘉庚认识到这些都是不实之词,转而充满了对中共的钦佩和赞慕之情。在重庆,国民党为拉拢陈嘉庚,曾以巨资招待他,但他却对铺张浪费、奢侈应酬深为不满,更对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纸醉金迷和贪污腐败愤郁不平。在延安,陈嘉庚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他到后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最名贵的菜不过是一味鸡汤。毛泽东还抱歉地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其诚恳、盛情而又简朴无华之处,令陈嘉庚深为钦敬。

陈嘉庚对延安浓厚的民主氛围也多有感触。一次他与毛泽东会谈时,因为场地较小,人员较多,很快座位就坐满了。这时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硬是挤身坐下。只见毛泽东向这名士兵望一望,微笑着把身躯移开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服些。他还看见,一次吃饭时,朱德晚到,便自己盛了饭,杂在勤务兵中狼吞虎咽吃得非常香甜。联想到重庆国民党官员的等级森严、作威作福,陈嘉庚不禁感慨万千。他后来感叹道:“中共统治区内,吏治之清廉,民心之归向,较诸蒋政府统治地区,又有天渊之别!”“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由是他断定,“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l 1941:剑犁并铸度劫波——中国共产党勇击内外浊流的战略抉择

1941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艰难的一年。这一年,国民党悍然发动“皖南事变”,蓄意制造一系列反共行动;日本侵略者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抗日根据地还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军民生活极为困难。在内外交困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外治武备、内修文德,团结带领人民与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谱写了一曲曲荡气回肠的壮丽赞歌。

(一)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发动过三次反共高潮,其中1941年的“皖南事变”是规模最大、最剧烈、最复杂的一次。

国民党当局敢于悍然发动“皖南事变”,既有深刻的国内原因,也有复杂的国际背景。1940年,德、意、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德国劝中国与日本尽快结束战争以利于日本分兵南下,日本则通过政治诱降和有限的军事进攻力图使国民党当局屈服,而英、美希望中国能有力牵制日本,对国民党尽力拉拢,英国甚至重开滇缅公路运输援蒋物资,美国也答应给国民党政府巨额贷款和飞机。蒋介石一时感到左右逢源,“剿共”夙愿再次被强烈激发。

1月4日,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9000多人,从安徽泾县的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分三路出发向北转移。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事先布置好的7个师8万余人的重兵围攻。全体将士英勇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皖南新四军几近全军覆没。

“皖南事变”烈士陵园群雕。

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通令和谈话,竟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通缉项英,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同时,国民党当局乘势调动重兵,向豫皖苏边区彭雪枫部、豫鄂边区李先念部和皖东张云逸、罗炳辉部进攻。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反动暴行进行了坚决斗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发布后,周恩来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连夜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当晚,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发表“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四言挽诗。为了使报纸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赶在重庆其他报纸出版之前散发出去,周恩来命令报社将题词刻成模板后立即拼版、快速印刷,天亮前把报纸放进铺盖里装入箩筐,从红岩后山悄悄运进城内。1月18日,重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以醒目标题报道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面对极其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抗日大局为重,既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也在军事上严守自卫。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抗议其武装袭击新四军的暴行。同日,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多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战。4月,新四军又组建了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刘少奇兼任书记。新四军军部的重建和部队的整编,意味着国民党当局企图消灭新四军的反动计划彻底破产。

与此同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反复揭露和深入批判,沦陷区民众普遍认为此次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呼吁“务祈领袖诸公,念我祖宗血地,尚未收复,半数同胞,正陷水火,相忍为国,团结对外”。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发起抗议活动,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到处为共产党做宣传,提出营救叶军长、反对内战的口号。文化界著名人士邹韬奋发表社论,痛骂国民党顽固派是“说尽好话,做尽坏事”的无耻之徒。国际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仅为苏联所反对,美、英等国也表示不满。

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3月,蒋介石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军事行动,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在这一轮反击国民党当局的进攻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敢于斗争的政治意志和维护抗战大局的坚定态度,使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本质,不仅破灭了国民党当局打击共产党、消灭新四军的政治幻想,而且使其不得不继续坚持抗战,推动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经过这一轮斗争,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争取和团结了中间阶层,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赢得了民心和政治。

(二)

进入1941年,日军、伪军为破坏我抗日根据地,投入兵力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次数之频繁、作战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历史罕见、令人发指的程度。“扫荡”华北根据地,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达27次。1941年1月,日军“扫荡”冀东丰润的潘家峪,屠杀群众1200多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为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南进步伐,妄图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和“蚕食”的力度和强度。

日本侵略者提出,要“力求在昭和十六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日本集中了58%—75%的关内侵华日军和90%—100%的伪军,实行军事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相配合的“总力战”。

这年夏,日军将华北地区划分为“治安区”(敌占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日军整顿和加强伪军、伪政权,推行伪化统治,搜捕地下抗日组织。在游击区,主要采取“蚕食”手段,修筑大量公路网、碉堡群和岗楼等,企图隔绝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在抗日根据地,则发动惨绝人寰的“扫荡”和“清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加强对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同时必须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坚决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强敌硬拼。唯有如此,才能不断钳制、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身力量。中共中央明确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和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政治委员。要发展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采取多样化斗争,坚决打击“清剿”之敌。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敌后军民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歼敌方法,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如在山区和平原展开的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等战法,在水网地带进行的水上游击战,还建立了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这种新的斗争组织。在山东的八路军灵活运用战法,“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这一战术经过山东战场的广泛实践,后来被罗荣桓总结为“翻边战术”。

1941年5月,冀南军民7万余人展开5昼夜大破袭,一举切断了敌人的主要交通运输线。7月中旬至8月底,正值“青纱帐”时期,冀中军民破坏公路、铁路150多公里,攻克敌据点、碉堡多处。8月至10月,晋察冀根据地军民作战达8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7万余人的“铁壁合围”大“扫荡”。敌人随即开始反扑,8月27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采用拷打和屠杀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马母挺身而出,“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所作所为感天动地。

9月25日,在晋西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引向狼牙山主峰,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毅然砸枪跳崖。“狼牙山五壮士”以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凯歌,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高尚品质和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不但极大地拖住了日本侵略者,而且有力地钳制、消灭了大量日军,使日军在亚洲战场的如意算盘得以落空,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穿衣吃饭始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民军队在激烈的战斗之余,必须发挥生产队的作用,靠“自己动手”来养活自己。

1941年,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加之百年不遇的旱、涝、蝗等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军民物质生活极其艰难。为破坏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当局已完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和被服等物资,同时集结重兵对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企图“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断绝对陕甘宁边区的一切外来援助。据毛泽东回忆:“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面对基本生活上的巨大困难,“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要求解放区军民积极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减轻人民负担,达到坚持长期抗战的目的。

1941年春,王震率领八路军第359旅,肩挎钢枪,手握镢头,来到延安东南约50公里的南泥湾。当时的南泥湾人烟稀少、河川纵横、杂草横生。359旅全体指战员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沙柳滩上砍林开荒,开垦水田种水稻、山地种黄豆、旱地种玉米。全体将士一人一把镢头,白天开荒地,晚上掏窑洞,困了累了,就在树林里搭草棚休息;渴了饿了,就摘野果充饥。在热火朝天的生产劳动中,涌现出许多模范人物。经过3年的努力,359旅全体指战员将昔日荆棘丛生的南泥湾改造成为“粮食堆满仓,麦田翻金浪,猪牛羊肥壮”的“陕北的好江南”,成为全军的一面旗帜。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各大战略区领导人模范带头、率先垂范。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毛泽东自己动手开垦了一块菜地,种上各种蔬菜,一有闲暇就去浇水、拔草。朱德专门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3亩菜地。周恩来和任弼时不仅参加开荒生产,还抓紧时间纺线,双双被评为中直机关的“纺线能手”。中央领导人的带头行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强大鼓舞力量,激发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深入广泛投入大生产运动。

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后,军民生活都得到明显改善。陕甘宁边区自1941年开始,仅3年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1943年,根据地机关大都能自给二、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负担仅占总收入的14%,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正如毛泽东所讲:“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全党全军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是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上的决定性环节之一,为保障我军发展壮大、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国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此同时,为战胜敌后抗战严重困难时期、迎接新的大发展局面,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根据地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巩固党的一元化领导,推出减租减息、精兵简政、贯彻执行“三三制”等重大政策,统一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根据地得到有效贯彻执行,更加合理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更加紧密地团结了根据地各个阶级和阶层。

(四)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党内仍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上,还存在不少分歧,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解决党内思想矛盾,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水平,在1941年前后已经势在必行。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明确提出要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尖锐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脱离理论和实际的做法。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要求全党树立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确了全党整风学习的方向,是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

7月1日,为把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认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7月,延安马列学院改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实事求是》报告,要求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历史和现状。随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党干部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会议决定,为彻底打破党内教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统治,分析主观主义的根源,提出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报告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表示拥护,并列举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认真尖锐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

在改造全党学习的同时,中共中央还大力提倡调查研究。3月,毛泽东在重新出版的《农村调查》序言中写道:“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和党务研究室。随后,各中央局、区委等也相继成立了调查研究机构。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干部以实事求是原则开展调查研究。自此,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和方法被确立起来,开始在党内蔚然成风。

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养成,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回顾了1941年整风运动准备特别是“九月会议”的意义。他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很少。中央下决心改变学风、党风、文风,要搞彻底,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之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回过头来看,通过1941年整风运动准备,检讨历史上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出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随后展开的整风运动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这对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能够战胜艰苦卓绝的困苦,就能成就彪炳史册的伟业。经过1941年艰苦顽强的斗争磨砺,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强有力,人民军队更富战斗力,抗日根据地更加坚不可摧,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迎接下一个革命高潮的到来。

l 1942:思想建党聚伟力——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整风自我革命中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冬去春来,中国人民在浴血抗战中迎来了1942年。这时全面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5年,虽然形势依然严峻,但是随着抗日力量不断增长,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处在胜利的前夜。

延安的3月,春寒料峭。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的慰问信中,满怀信心地写道:“现在已经冰解河开,春天来临,这是我们走上新的一年的开始。”他预言:“要在今后两三年内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胜利的光明已经在望,这个日子已经不远!”

(一)

继上年中共中央在延安高层领导中开展整风学习和充分准备,1942年,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大规模开展。

在抗战紧要关头开展全党整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深谋远虑的战略之举。全面抗战以来,日军不断加紧对敌后根据地的“扫荡”,使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很大损害。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发动反共攻势,加紧封锁边区,使根据地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进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从党自身情况看,一方面,党内对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残余还严重束缚着广大党员的思想。另一方面,抗战以来党的队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全国仅有党员4万人左右。短短几年之后,到1942年初,全国已有党员80万人,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达50万人。但是,快速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党员队伍大部分是抗日救亡高潮时投身革命的,新党员、新干部在全党占90%。他们大多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严峻考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还缺乏深入理解,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亟待提高。

指导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伟大社会革命,必须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党内外形势任务的变化发展,迫切需要通过开展整风运动,使全党接受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思想启蒙,从而推动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党成为领导抗日战争和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强核心。毛泽东对整风寄予了厚望,他希望通过整风,“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这段话深入透彻地阐明了整风的重大意义。

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剖析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对它们的表现作了具体分析,阐明了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明确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并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把文风提到了党风的高度,使人耳目一新。

毛泽东这两个报告,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转入普遍整风时期,由少数高级干部的学习发展到延安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和党员的学习。

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整风学习。延安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有1万多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

在整风过程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好的学习条件。毛泽东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学习。各地选出来的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时间,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饭后到延河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家都在相互切磋,砥砺奋进。有的干部说:原来一直觉得自己又进步又革命,同旧世界早就决裂了。其实,旧思想、旧意识还很深,小资产阶级王国在主宰一切。立场、感情、思想同工农兵格格不入,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才使自己从孤悬万丈的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真正在精神领域进行了一场自我革命。

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自我革命的创举。通过整风,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统一了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此形成,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二)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全面抗战爆发后,全国的文艺青年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他们满怀革命和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战和人民大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在文艺界内部,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争论、分歧,也造成了宗派主义和不团结的现象。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问题十分重视。为了深入了解情况,他接触了许多文艺界人士,同萧军、艾青、刘白羽、丁玲等进行了深入交谈,真诚坦率交换意见。还召集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陈荒煤、曹葆华等党员作家召开座谈会,深入细致了解情况。经过认真调查和充分准备,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有100多人参会。这次会议共召开了三次大会。在5月2日的第一次大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开宗明义地阐明了会议的目的,就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和学习问题。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讲述了知识分子接触工农、转变感情的过程,给与会者留下全新感受和难忘印象。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5月16日,毛泽东出席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了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5月23日,毛泽东出席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会议结论中,他进一步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的问题。他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毛泽东作总结讲话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会场从室内挪到礼堂外的露天场地。在西北高原广阔的天宇下,煤气灯的光芒格外耀眼,大家认真聆听,思想豁然开朗,眼前展现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对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起到了有力推进作用。延安文艺界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白毛女》《兄妹开荒》《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优秀作品。

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入党”的观点:“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这段话的意义已经不限于文艺界整风,对指导全党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特别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都有重要意义。

(三)

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中共中央在1942年下大力气实行了精兵简政。

实行精兵简政是民主人士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上提出的议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纳。自从党中央提出实行精兵简政政策以来,许多抗日根据地都依照中央的指示,筹划和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还有若干根据地因为认识不够,执行的力度不够大,还没有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看待。7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不想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摆在全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渡过敌后的困难。他还提出了精简的比例是:在全部脱离生产的人员中,军队占百分之七十,党、政、民、学占百分之三十;全部脱产人员占老百姓人数的百分之三。要按这个比例,主动地、彻底地、有计划地执行。

9月7日,毛泽东专门给《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深刻指出:“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为此,毛泽东借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另一个是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此后,中共中央又陆续多次作出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和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及民众团体,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指示,迅速行动起来,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

精兵简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通过精兵简政,有效克服了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达到了毛泽东要求的“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克服了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对渡过难关,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四)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加疯狂。敌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2年度《治安肃正建设计划大纲》,规定继续“以剿共为主”,实行“积极的不间断的作战讨伐”。

根据敌人的动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于2月11日至25日,连续发出反“扫荡”作战的指示。华北敌后军民遵照上述指示,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2月3日,日军以1.2万余人的兵力“扫荡”太行区,以7000余人的兵力“扫荡”太岳区,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一二九师领导机关。八路军主力乘隙转入外线,1个月作战39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5月,敌发动第二次进攻,以2.5万余人“扫荡”太行北部,7000余人“扫荡”太岳南部地区。经过38天作战,八路军又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

在反“扫荡”中,中共北方局机关和八路军总部曾遭日军合围,经奋力战斗,终于突出重围,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于5月25日在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名将殉国,全党为之悲痛。朱德总司令赋诗悼念:“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晋西北,八路军粉碎了敌人集中900余兵力的“扫荡”。5月14日,日军1个大队600余人及伪军100余人奔袭驻兴县的晋西北党政军领导机关。晋西北军区抓住该敌孤军深入之机,在其受创后仓皇撤退之时,集中主力一部,于19日将敌围歼于兴县、岚县、临县交界处的田家会,共歼敌500余人。

在冀中根据地,5万日伪军进行了空前野蛮的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造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在定县北疃村的地道里,日军用毒气毒死抗日军民800多人。冀中区军民开展了极为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粉碎了日本侵略军“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在5月、6月两个月中,毙伤日伪军1万余人。与此同时,冀东、冀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扫荡”作战。

在对敌斗争中,抗日军民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创造了“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许多新的斗争形式。后来为人们家喻户晓的“敌后武工队”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八路军创造性地组织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深入敌占区。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华北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组织由军分区或旅统一领导的,由军队的连排干部、优秀战士及地方党政干部、翻译人员(有的地区还有日本人反战团体成员)组成的武工队,深入敌后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太行、太岳和冀南3个地区,至8月底止,共抽调约1400人,组成了42支武工队。其中太行地区的武工队,按照“不大打,不硬打,积小胜为大胜,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仅在4月10日至18日的9天中,共进行战斗45次,毙伤日伪军310名,俘虏50名,摧垮伪组织“维持会”300余个,镇压甘心事敌的汉奸400余名,隐蔽地开辟和恢复了有5万人口的游击根据地。组织武工队,对挫败日伪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粉碎其“扫荡”“蚕食”、封锁,恢复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

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在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后,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新的挑战。4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应付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指示》,要求全党做好准备。由于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采取了缓和态度,国共关系暂时趋于好转。

国际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积极变化。1942年1月,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参加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宣言,即《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规定:签字国全力与轴心国作战,保证使用全部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保证不同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1942年7月,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响,苏联红军与德军展开了殊死交战。经过3个月的血腥战斗,10月9日,苏联红军突破了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工业区德军包围线,战场态势发生根本逆转。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社论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11月7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他在文章中预言:“我们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五年多了,我们的前途虽然还有艰苦,但是胜利的曙光已经看得见了。战胜日本法西斯不但是确定的,而且是不远的了。”

1942年,身在延安的艾青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感受到光明即将到来,他兴奋地创作了著名诗歌《黎明的通知》,热切地呼唤迎接美好新世界的到来,向人们传达了中华大地即将破晓的信息:………诗人啊,你起来吧 而且请你告诉他们 说他们所等待的已经要来 说我已踏着露水而来 已借着最后一颗星的照引而来 我从东方来 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 我将带光明给世界 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

l 1943:淬炼成钢斗志坚——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继续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3年,中国革命形势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但随着这年2月苏联军队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已经度过了1941年至1942年的最困难时期,进入再发展阶段,并在一些地区开始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

也是从这一年起,通过大生产运动,敌后各根据地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

(一)

1943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存在了24年的共产国际宣布解散。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身份也不复存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大会的召开宣告第三国际成立,为了与之前的第二国际表示区别,命名为“共产国际”,以区别于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国际”。

共产国际总部位于莫斯科,是一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组织。共产国际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成员最多时包括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组织、400多万名党员,召开过7次代表大会、13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帮助和指导作用,中共一大上的两个参会者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就是共产国际的代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正式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国际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者,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取援助及形势指导,但同时也带来很多教训。

1943年5月15日,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在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

其实早在5月20日,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就致电毛泽东,通报了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事情。2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电复季米特洛夫,表示赞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26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既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同年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中国共产党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完全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对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周恩来在1960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曾做过恰当的评价。他指出:“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一九四三),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周恩来对中共和共产国际关系的评价是客观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延安整风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领导集体。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此时,延安整风运动正在继续进行,这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有利于根据中国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军民进行大生产运动的同时,从1942年春天开始,还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在战争的紧张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20世纪40年代的20多年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最大危害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借“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候已经发展成为拥有80万党员的大党,但其中90%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他们对党的历史并不是特别清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原因。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党员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

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至此,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全党整风运动告一段落。全党整风运动,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此时的国民党,仍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一党专政,施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他们一方面对日军继续采取避战观战为主的政策,保存自身的力量,把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美、英、苏等国际力量;另一方面,他们力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并积极准备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以求在战后得以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之命运》是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该书由正中书局于1943年3月出版。这本书伪造和篡改中国的历史,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反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该书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抗日战争期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它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根据地为“变相割据”,暗示两年内一定要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在该书中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等,据此,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张。书中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等,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

国民党顽固派还利用共产国际解散这个事情做文章,大肆制造反共舆论,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

除了在舆论上对中共进行挑衅,在军事上,6月18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并把防范日军进犯河防的部队调到彬县、洛川一带,准备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个集团军一起,分9路闪击延安,形势一时变得非常严峻。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思想领域和军事领域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逆流,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在宣传上应该采取新的方针,不要怕蒋介石投降分裂,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要痛加驳斥。会后,他受中央委托部署反击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揭露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糟粕来推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统治;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合作,这种合作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极为有利;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为了驳斥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这些文件一方面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另一方面深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危害国家的事实。

毛泽东对这个时期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

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1943年7月上旬,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等,严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挑衅活动,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大会,呼吁紧急动员起来,反对内战,保卫边区。7月12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危机。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纷纷开展声势浩大的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运动。陕甘宁的警卫部队一次又一次地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试探性进攻。

解放区军民的抗议活动和反内战斗争,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和支持,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认为,如果这时中国发生反对共产党的内战,得到好处的只会是日本。外国在华记者也纷纷质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苏联、美国、英国的驻华大使也分别在不同的场合警告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蒋介石被迫命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7月11日,蒋介石、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无意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12日,胡宗南下令其部队从彬县、洛川撤回。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在1943年发动的反共高潮在还没有发展成为大规模武装进犯的情况下就被制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巩固和发展。

在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同时,解放区军民继续进行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了大片根据地。7月至8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部队先后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开辟了豫北抗日根据地;山东军区部队打破日、伪、顽的夹击,基本上控制了沂山、鲁山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打通了鲁中、滨海、胶东各区之间的联系,大大改变了对敌斗争的形势。接着,山东军区部队又粉碎了日、伪军对清河区、鲁中区的冬季大“扫荡”。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敌后抗战逐步度过了严重困难局面,抗战胜利的光明已经在望了。

l 1944:赢得人民才自信——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政治主张

1944年,随着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德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日益窘迫的形势下,日军选择“跳墙”,为猖狂进攻中国进行最后一搏。

抗战胜利在望,国共重启谈判,有两党寻求政治合作之意,更含对战争胜利后全国政权建设的未雨绸缪。谈判唇枪舌剑,曲折复杂。双方针锋相对,往来博弈。民主显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以何形式实现?中共深思熟虑,谨慎决断,“各党派联合政府”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也深远地影响了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

(一)

1943年年底,开罗会议宣布,美、英、苏三国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德军采取军事行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意味着德军将遭到苏军与美英盟军的双重打击,寡不敌众,失败已成定局。狡黠的日军当然不会再配合大限将至的德军北上攻苏。那么,放弃攻苏的条件下,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又会作何选择呢?

事关中国战场,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此作出了预测。1943年年底,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暴日之战略,在未来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蒋介石预判未出毛泽东掌握之中。差不多同时,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

1944年的形势发展印证了两人的预判。新年伊始,日军大本营便拟定“一号作战”计划,试图“占据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要地,以消灭敌空军主要基地,封锁其活动”,也即众所周知的豫湘桂战役。

“一号作战”具体细致,要求日军华北方面军在4月“击溃以第一战区军主力为主之敌人,占据并确保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即锁定了国民党第一战区——中原河南地区。按其计划,河南战役于4月打响,30多天鏖战的结果是,河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平汉铁路落入敌手。

河南战役后,日军又马不停蹄发起湘桂战役。6月下旬,攻占了长沙、株洲等地后的日军乘势南下,进犯衡阳。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打响。衡阳是粤汉、湘桂铁路交会点,此役决定了日军能否打通粤汉、湘桂路,意义不言而喻。镇守衡阳的第十军顽强抵抗47天,但仍不敌日军,衡阳陷落。

日军占领衡阳后,继续沿湘桂路向西南前进,逐渐占领梧州、桂林、柳州、宾阳、武鸣、南宁等地,打通了中国至越南的交通线。12月中旬,柳桂战役结束。

历时大半年的豫湘桂战役是武汉失守后中国正面战场上最大的失败。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之一部或大部分,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情况是一触即溃。

(二)

日军的入侵影响着国共彼此之间的判断,亦为调整国共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团结抗敌是当下急需。1944年刚开年,毛泽东便约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郭仲容汇报与毛泽东的谈话后不久,国民党军令部复电,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赴渝。针对重庆方面释放的信号,2月4日,毛泽东致电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谈判已成必然,国民党开始紧锣密鼓布置起来。3月10日,蒋介石确定了谈判方针,即政治放宽,军事从严,并派出张治中和王世杰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选择张、王二人,其实用心良苦。张治中长期参与国共交涉,王世杰与中共打交道亦多年,均是熟悉中共、谈判经验丰富之人。当然,蒋介石有更深的用心,他要求在西安谈判,以便自己掌握主动权,并要何应钦起草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观其内容,实质为“政令统一”,比如将第十八集团军增编为两个军,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西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

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两天后会谈开始,至11日进行了五次会谈。在提出的五点要求均遭拒绝后,中共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答应了国民党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的要求。军事上,依据现在的实力,中共提出先编6个军18个师,国民党只同意4个军12个师。边区问题上,中共要求边区辖区和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则要求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实则拒绝了民主。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各自意见整理出来,双方代表均签字后,交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但事与愿违,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约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拒绝签字。17日,双方谈判代表齐飞重庆继续谈判。

如若没有诚意,换地方谈判亦会是无果而终。重庆谈判正可证明,国民党本就对谈判不抱希望,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宣传。早在2月,中共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就开始琢磨林到渝后的对策,其中就含一个毫无诚意的谈判原则,即“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多次为难,先以中共提出条件太多为由,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据此将原提案的20条改为12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提案集中于抗日和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共军队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对于这些要求,国民党仍不接受。

几日后,国民党亮出了自己的提案。正如周恩来后来揭露的那样,国民党提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中共自然无法接受如此苛刻且没有诚意的条件,于是林伯渠致信张治中和王世杰,指责他们妨碍了谈判。几日后,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表示国民党提案不变。谈判成为僵局。

僵局之外,国民党还在思考如何推卸责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其宣传部部长梁寒操标榜,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回应道,真正导致谈判无果的是“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这里,周恩来道出了战后政权重建的最大障碍,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民主。周恩来的话也提示了另一个问题,民主政治该以何具体形式实现?国民党也常常以此“诟病”中共。8月王世杰赴延安谈判时曾言:“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予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显然,中共需要明确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为民主建国提供更明晰的方向和道路,也可以此揭露国民党借民主太宽泛而不愿实行民主的真实面貌。

(三)

1944年的延安,走出了一批以林伯渠为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的共产党人,也迎来了一批想要了解这个“神秘”地方的新鲜面孔。

延安“神秘”,大概源于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封锁。时人曾言:“同情者将边区目为圣地,赞美作东方的自由光明乐土。反对者斥边区是封建割据形势,更把边区的一切批评得体无完肤。”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渴求揭开延安的真实面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参观延安,但均未获允。1944年迎来了转机,在多方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同意记者参观延安的请求。

6月的延安因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即“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由21人组成,其中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6名外国记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等,孔绍恺、张文伯、赵超构等9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这些媒体,可以说代表了中外的主流媒体,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要做到“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参观团到延安后的第三日,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辞欢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言:“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爱泼斯坦说出了大家对参观延安的期待,也说出了期待实现的不易,引起了在场记者的共鸣,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这些记者没有食言。带着美好的印象,中外记者们回到重庆后,纷纷把采访的材料撰写成文章发表,或者写书出版。7月底开始,重庆各报陆续发表访问延安见闻,除《中央日报》《商务日报》作了歪曲、攻击性报道外,大多数记者的报道都比较客观、真实。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爱泼斯坦用对比的视角强调:“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福尔曼则断言: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人民的尊敬和合作来源于边区的民主。毛泽东在会见这些记者时坦言:“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边区轰轰烈烈的选举、各个阶层参与政治生活都被这些外国记者争相报道,民主延安跃然世人眼前。

(四)

就在中外记者参观团陆续返程之际,延安又迎来了另一批客人——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进驻延安。8月7日,第二批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美军观察组参观延安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向蒋介石提出的,理由是通过中共区域展开对日军的侦察。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受到高度重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中共领导人还明确表示,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8月23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和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长谈了8小时,表达了民主意愿:“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有效的战争的……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在1936—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危险威胁着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访问外,后又派出部分成员考察了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他们将在延安的考察和感受写成了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最让人惊喜的是,这些报告都大胆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今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

(五)

民主政治究竟以何种具体形式来实现,中共一直在思考。是年,赴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指出,中共希望“阶级妥协”“政党联合”,似乎已经体察到中共这方面的打算。衡阳战役的大溃败,证明了实现民主、联合抗日日趋紧迫,于是在8月17日,毛泽东立即致电董必武:“应与张、左(张澜和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即各党派联合政府。明确了政权组织形式,现在中共需要思考的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提出这一主张。

时机成熟于9月举行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因为参与其中的各党本身就有强烈的民主要求,会议的议题也是“共商国是,争取民主”。9月4日,延安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同时延安也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中共代表在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但以何种方式提出这个主张并能被各方人士接受,显然这需要身临参政会“一线”、对各方博弈及复杂局势有深刻洞察的林伯渠等人的决断。没有武装实力做后盾、却有民主诉求的民主人士其实内心矛盾重重,林伯渠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各小党派“他们一方面讲民主,一方面又怕得很。比如我们这次提出联合政府,先和他们商量,他们就提出要慢慢地来”。“慢慢来”表现了“手无寸铁”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惧怕。他们生怕步子迈大了,国民党不高兴了,最后鸡飞蛋打,连“参政”都落空了。考虑到这些民主人士的顾虑,林伯渠和中共中央商议后,决定放弃“正式”提出,而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即在参政会上“顺便”提出这一主张。9月15日,林伯渠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在结尾之处他“顺便”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深思熟虑中产生,并最终谨慎而巧妙地公之于世了。一个切合民众要求、符合时代大势的政治主张虽来之不易,但一经提出,必然会因其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焕发出蓬勃的力量。在1945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明:“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自此,民主追求有了明确的载体,不再像以往那样空喊民主口号却不知道如何具体而为。

参政会结束不到十天的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所大学及十二个学会2000余人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海外华侨团体也积极回应,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要求尽快组成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正式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l 1945:两种命运大抉择——中国共产党胜利召开七大和全力争取和平建国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也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还未完全消遁,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又似隐隐而来。

(一)

1945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讲,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以归政于全国的国民”等等。这些虚伪的表态只是他在新年第一天玩弄的政治骗局而已。

对于蒋介石的这些套路,中国共产党的心里明镜似的,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周恩来于1月24日到达重庆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坚持不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谈判反反复复,困难重重,一直持续到5月,结果是毫无结果。毛泽东对此指出,这次谈判虽然没有结果,但却有重要意义。每次谈判都对我们有益,每谈一次就孤立了一次顽固派。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历经磨难而逐渐成熟的政党在中国政治舞台的精彩演出,国民党蒋介石也好,支持他们的美国也好,乃至全世界,都实实在在做了一回观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西北,在延安的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1928年党的六大到1945年党的七大,17年过去了,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时间间隔最长的一次。其间,我们党多次准备召开七大。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即提出要召开七大,并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七大的主要任务,但由于国民党连续“围剿”红军和根据地,未能如期召开;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决定召开七大,并在1938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再次通过决议,提出七大的主题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等问题。1941年和1943年,中共中央两次讨论召开七大的问题,但都因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一再延期。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该决议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为七大的召开在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历史注定七大是一次不平凡的会议。

七大召开时,全国已发展党员121万名,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平均年龄36.5岁,最小的23岁,最大的69岁。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他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

在大会上,毛泽东作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和关于讨论军事问题的结论,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关于讨论组织问题的结论,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

大会的成果和贡献是多方面的,也是历史性的。

——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纲领,并在党的文件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系统总结了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等。中共“五大书记”的叫法由此形成。

——通过了新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在权威党史教科书中,对七大之前的历次党代表大会的评价,都指出了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唯有对七大,给予了全面的、高度的肯定,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全面成熟。特别是大会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开辟党领导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新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

(二)

党的七大4月23日召开,6月11日闭幕。中间的5月,世界范围内还有惊天大事发生。在与杨家岭大礼堂数万里之遥的欧洲,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德国柏林,5月8日,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这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为时不远。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孤立境地。中国战场在1943年秋转入战略反攻之后,1944年至1945年春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敌后战场连续发动作战攻势,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扩大。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苏联红军旋即开赴中国东北战场。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随后,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七道反攻命令,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正所谓摧枯拉朽,在正义的潮流面前,日本帝国主义失去了最后的抵抗力。8月14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结束,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日,也即9月3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4年抗战,胜利来之不易,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大代价。按1937年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不仅如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军民带来的伤亡人数达到3500万。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三)

战争之后盼和平。抗战胜利后,亿万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安定,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愿望,因应人民呼声,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广泛响应。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由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都纷纷发出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吁。

然而,有人偏偏不这么想,更不愿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召开七大之际,1945年的5月,国民党也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这体现了蒋介石一贯的既定方针。因此,抗战一胜利,中国就面临着内战的严峻挑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而此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远远不光是“嘴硬”,其“硬实力”更不可小觑。掌控着全国政权;拥有一支500多万人的庞大军队,且收缴了100多万日军的武装;通过接收等方式,掌握的物资和外汇储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此外,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存在的蒋介石是“抗战建国领袖”的舆论,使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人对他抱有较大幻想。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反共方针一直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战后的美国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在全球建立统治地位。在中国,服务于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的目标,“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成为美国首先要考虑的选择。

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力量也与先前不可同日而语。人民军队发展到约132万人,解放区扩大到近1亿人口,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经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高度的团结。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顺应了和平民主的前进方向,站在了公理道义的制高点上。

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前进的道路哪有平坦可言。

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当口,蒋介石的本性日渐暴露。8月11日,国民党政府最高统帅部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却唯独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又命令沦陷区只准接受国民党军队的收编。他的如意算盘是,既要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又要坚持独裁,准备内战。

面对严峻挑战,中国共产党采取什么方针呢?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面对内战全面爆发的可能性,报告指出,“党的方针应当是: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蒋介石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切实做好相应的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针对蒋介石对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报告指出我们的方针应当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军事自卫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报告还揭露了蒋介石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阴谋,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

紧接着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六项紧急措施。

(四)

尽管发动内战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但由于军事部署准备还不充分,国际上苏联、美国都表示希望中国能实现和平建国,国内广大人民要和平、反内战呼声日益高涨等原因,蒋介石在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不得不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谈判,并于8月中下旬,向延安接连发出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同商讨”“目前各种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本着对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认为,无论如何,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必要的,只要有可能,就应当通过和平的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即使是暂时的和平局面,也应该积极争取。而在努力争取实现和平民主的同时,党并没有丧失警惕,没有放弃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

就在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立即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知,说明关于和平谈判的方针;在谈判中我方准备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出必要的让步,以便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对谈判结果可能出现的两种局面,亦提出对策: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不能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成为国内外关注的大事,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愿望是真诚的。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赞毛泽东“弥天大勇”,就连张治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

从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重庆谈判前后历时43天。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而有关国内和平等问题的具体谈判,则是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之间进行的。

由于事先对国民党立场、态度、主张等做了充分的评估,共产党在不损害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做出了必要的让步,1945年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公开发表。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方还同意: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出席、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的政治协商会议。

重庆谈判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胜利。中共领袖在全世界面前的郑重亮相,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平主张的一次大宣传、大普及,是对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一次大推动、大促进。

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会谈纪要》签订后的第二天,即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五)

重庆谈判期间,国民党还搞了一个“小动作”,这就是秘密印发了蒋介石在1933年“围剿”红军时编写的《剿匪手本》。而“双十协定”刚刚签订,10月13日,蒋介石又密令国民党军队将领遵照《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

“小动作”暴露大野心,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藏是藏不住的。何况,要内战总是要调动军队,要军事部署。

国民党的战略企图很清楚:完全占领长江以南地区;夺取华北战略要地和交通线,以分割和压缩解放区,打开进入东北通道;利用中苏条约等规定,出兵占领整个东北。按此战略,自1945年8月中旬以后,国民党军队即已开始调动部署。据统计,自日本投降至10月17日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侵占解放区城市30座。至1945年12月初,用来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达到190万人以上。这说明,即使在“双十协定”签订后,全国性的内战危机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严重了。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争取和平,一方面对国民党的和平“许诺”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面对国民党的战略企图,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党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涵是:在南方做出让步,收缩南部防线;巩固华北以及华东、华中的解放区;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集中力量争取控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东北地区。

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先后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军队和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包括中央委员10人(这其中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人,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统一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按照这个方针,中共中央加紧调整战略部署,同时要求人民军队加速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即:在思想上迅速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的转变,在作战形式上实现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为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还调整和健全了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的军事进犯坚决反击。人民军队连续进行邯郸、平绥、津浦三个战役,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深入华北、进军东北的行动。人民军队还按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

1945年快过去的时候,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此行的目的,是出席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即将到来的1946年,又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l 1946:解放战争求解放——中国共产党鲜明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抗日战争的胜利洗雪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然而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却没能得到渴盼已久的和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专制独裁的反动统治,决意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

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斗智斗勇;在远离战火的大后方,同样有一条看不见硝烟的战线,进行着关系中国命运的较量。

(一)

早在1944年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提出召开党派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之后,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的国共谈判中,周恩来再次提议先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召开国事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事宜。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反对,直至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一直未能召开。重庆谈判和签订的“双十协定”中确定,于1945年11月20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各项问题”,但再度被国民党挑起的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所搁置。直至马歇尔来华调处,促成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终于在1946年的1月10日,在全国民众的殷殷期盼中拉开序幕。

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名、中国共产党代表7名、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名、无党派代表9名、中国青年党代表5名。

由于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内战、要求和平民主这些基本问题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国共产党以开诚布公的态度,求同存异的胸怀,争取民盟和无党派代表的同情和支持。会前,周恩来代表中共向各派代表建议:(1)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2)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3)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4)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这些建议对政协会议的召开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会议围绕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国民大会问题等进行讨论。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无党派代表的共同努力,会议通过了一份政协协议,要求改组国民党一党政府,成立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的一半由国民党以外的人士担任。改组后的政府负有召集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的任务。此外,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整军原则和“以政治军”的办法,决定由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美国特使马歇尔组成)商定办法对中共军队进行整编,国民党军队按照国民政府军令部的计划整编。

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协议虽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它实质上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和反人民的内战政策的否定,因而在当时条件下,基本上符合全国人民实行民主政治、和平建国愿望,受到全体民众的欢迎。协商会议的达成和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同国民党中坚持民主进步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政治胜利。

(二)

国民党顽固派难以接受任何真正的民主改革。为达到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目的,顽固派无视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冒天下之大不韪,竭力破坏政协会议的成果,乃至接连多次用暴力打杀异议人士,制造了一连串血案。

较场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有计划、有预谋地破坏陪都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举行的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民主人士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郭沫若、马寅初等60余人。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在发表的消息中隐瞒真相,颠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民众的公愤。

下关惨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会议决议。6月23日,上海150多个人民团体的近10万群众在北火车站广场召开反内战大会,并欢送由大会推举的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赴南京请愿。马叙伦等一行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围殴,造成12人受伤。

李、闻惨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在昆明举行招待会,和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将民盟领袖、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暗杀在回家路上。李被害后,著名诗人、大学教授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于7月15日下午召开的李公朴追悼会并发表讲话。当日下午5时,他在归家途中,又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

1946年7月初,国民党政府更是不顾中共和民主同盟等党派的坚决反对,无视政协决议,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7月7日向蒋介石提出书面抗议;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罗隆基在7月5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抗议中,也表达了与中共一致的态度;10月14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指出,民盟不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11月10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党派的重庆分会和重庆的21个人民团体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召开国民大会的意见》,呼吁全民起来制止国民党当局这种分裂行动。11月15日,国民党一意孤行在南京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并通过伪宪法,遭到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唾弃,被彻底孤立。

国民党顽固派不仅破坏政协协议,而且拒不执行1946年1月马歇尔调停达成的停战协议。蒋介石秘密下令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造成“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局面,先后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和松花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同时,指挥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从停战令生效到6月,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大小进攻竟达到4365次,所用兵力累计270万人次,侵占解放区城市40座,村镇2577处。

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不懈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先后在重庆和南京同国民党谈判。3月18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的行径指出:“政协的一切决议不能动摇或修改”,“谁要破坏,谁就是破坏今天中国的民主和平团结统一。”

(三)

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党顽固派而言,仅仅是欺骗中外人民的烟幕,并不能真正打消其独裁内战的计划。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捍卫政协协议的同时,并没有放松警惕,采取一系列自卫措施,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内战做积极的准备。

1946年6月,自以为万事俱备的蒋介石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正如当时的民主人士梁漱溟所感叹的:“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6月26日,蒋介石以25个旅,约21万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自此,长达三年半的内战全面开始了。

7月到10月,蒋介石先后以58个旅,约46万兵力进攻华东解放区;以28个旅,约24万兵力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18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以20个旅,约9万兵力进攻晋绥解放区;以16个旅,约16万兵力进攻东北解放区;以19个旅,约15万兵力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9个旅,约7万兵力进攻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游击区。

凭借绝对优势的兵力和装备,蒋介石狂妄地宣称“5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然而,拥有解放区和国统区广大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从容不迫。7月,共产党将军队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倾覆黑暗的旧社会,换来光明的新世界。

8月6日,在离烽火狼烟不远的延安杨家岭,美国进步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又一次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斯特朗曾在1925年首次访问中国,报道并支持中国的省港大罢工,此后她多次往返中美,向美国乃至世界人民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解放区军民的抗战活动。

就是在杨家岭的这次访谈中,毛泽东发表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和中国战局的惊世宏论。他豪气冲天地向全世界宣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他还就中国的全面内战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据说,因为英语的习惯用法中没有“纸老虎”这个组合词,当时的翻译余光生在翻译时用了英语中类似的习惯用语“稻草人(Scarecrow)”来代替。毛泽东得知后说:“不行,我的意思是纸糊的老虎,是Paper-Tiger。是用来吓唬孩子的,样子看起来可怕,实际上一见水就软,一见风就破。”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解释,斯特朗不禁笑了起来。毛泽东看着斯特朗把他的话记上后,笑着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是纸老虎。”就这样,Paper-Tiger这个组合词,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世界范围广泛流传。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它既是对美蒋反动派的宣战书,又是对全国人民的极大鼓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和决心。

那么,当时蒋介石这只“纸老虎”到底有多可怕呢?国民党拥有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后方军事机关学校在内的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而且拥有装备较好的陆、海、空军;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只有127万人,不仅没有海军和空军,而且陆军装备也很差。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3.39亿人口,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而解放区的土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4%,人口约1.36亿,占全国人口的28%,基本上依靠传统的农业经济。此外,国民党还接收了日本侵华投降军队100万人的全部装备,尤其是得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46年7月以前,美国为国民党训练部队及军事人员15万人,装备国民党军45个师;美国用军舰、飞机将国民党军队14个军、41个师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计54万余人,送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美国还派出9万海军陆战队占驻上海、青岛、天津、北平、秦皇岛等重要城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没有得到任何公开的支持。

由上述对比可见,国民党在各方面占有极大优势,这就难怪当时国际国内对共产党是否能赢得这场战争持怀疑态度。在敌我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进攻?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回答的问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客观而全面地估计了整个形势,以坚强决心和大无畏精神,充满自信地向世界宣布:“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

从7月至10月,毛泽东连续写下《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指示,向全党全军指明了战胜敌人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一原则的重要性。蒋介石的全线出击战术无法在野战中消灭或削弱像泥鳅一样灵活的共产党的有生力量;相反,由于防点守线,失去了机动性,很快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窘境,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到1946年11月,国民党军的战线已延长到约1万公里,用于守备的部队已接近其进攻总兵力的一半。据解放军总部的统计,国民党军在其进攻高峰的1946年10月,用于攻击的兵力约占投入内战总兵力的56%,而到11月份,降至46%。在机动兵力上,国民党军队迅速丧失优势。

11月18日,中共中央就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和准备进攻延安致电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指出:“蒋介石日暮图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在电报中,中共中央第一次用“人民解放战争”取代了此前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的提法,并号召“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11月2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用“打倒蒋介石”来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使人民解放军由自卫战争转变为全国解放战争。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在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进行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歼敌14万;在晋冀鲁豫战场,经过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和豫皖边战役,歼敌6万。在晋察冀战场,经过易满战役和保南战役,歼敌1.6万;在东北战场,经过新开岭战役等战役,歼敌5.8万人。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四)

为充分发动群众,调动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始了彻底解决中国土地问题的进程。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标志着土地政策的根本改变,即由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民。《五四指示》指出:解决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各地党委必须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坚决地站在农民方面实行土地改革,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

《五四指示》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应当有所区别,一般不动富农的土地;保护工商业,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用来反对工商业资本阶级;对开明绅士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

《五四指示》发布后,各个解放区普遍开展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约占2/3的解放区基本解决了土地问题。据统计,各地获得土地的农民,晋冀鲁豫解放区有10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3;东北解放区15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晋绥解放区有100万人,占全区人口的1/2;苏皖解放区有1500万人。

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保卫解放区、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到1946年10月,全解放区有30万农民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有300万至400万农民参加民兵或游击队。比如,晋冀鲁豫解放区获得土地的1000万农民中,有200万参加了民兵,另有10万青壮年加入主力部队参加战斗。事实证明,从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之日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丧钟已经敲响。

(五)

与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同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各界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但这是最重要的战线,因为民心向背历来是任何一场胜负之争的决定因素。

一方面,为了在内战期间从美国获得更多的援助,国民党政府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使国统区进一步殖民地化。从1946年11月起,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美国攫取了从陆地到海上、从空中到地下,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权。美军在中国横行胡为,包括军车肆意伤人,官兵殴打杀伤无辜百姓,侮辱强奸妇女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岛、天津等地,美军暴行计有3800起,上海平均每天有一人死于美军之手。美军累累罪行激起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公愤,广大人民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政策。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为支撑内战,对国统区人民横征暴敛、强取豪夺。为弥补赤字,国民党政府采用滥印钞票的不负责之举,引发物价的飞涨和货币的急剧贬值,金融危机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也使民族工商业受到极大摧残,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业,广大农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统区的社会危机全面爆发。

国民党政府已经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从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国统区形成了学生运动、工农运动和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汇合在一起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有利时机,适时地取得了这条不见硝烟的战线的领导权。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规定其任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工作干部。”与此同时,中央指示各地党组织选派一批适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开展职工、学生、青年及妇女运动,并进行统战工作。要求坚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注意把反美与反蒋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迅速高涨。1946年12月24日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美军的暴行和国民党当局的丑态顿时激起了国人的巨大愤怒,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

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统区的地下党组织,发动各大城市群众响应和支持北平学生运动,努力在运动中“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化中国之途展开”,为运动指明了方向。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引向深入。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民众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国统区人民打响的反美反蒋第一炮,并很快形成包围蒋介石政府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较量。

l 1947:迎接革命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战争从积极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7年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奋斗历程中书写转折的历史年份。

这一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

在南京,蒋介石磨刀霍霍,对解放区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未雨绸缪,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号召“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

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大戏。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前途将会怎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命运将会如何?中国的历史和民族的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一)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曾声称“只需三个月到六个月可以取得胜利”,然而半年多的战场形势,却给他狠狠地回了一记耳光。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队71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8个旅。虽然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池,但国民党用于守备的兵力大增而用于进攻的机动兵力锐减。

1947年,蒋介石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在政治上,彻底关闭国内和平的大门。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2月27日至28日,限令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回,并查封《新华日报》。3月7日至8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全部工作人员分别撤回延安。至此,国共关系完全破裂。

在军事上,改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为集中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对这三个地区,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他的计划是:首先,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其次,攻占胶东,切断中国共产党由关外到关内的海陆补给线;然后,集中力量攻占沂蒙山区;接着,北渡黄河,“肃清”华北的人民解放军;随后,再集中兵力转向东北。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地围坐在延安枣园窑洞的炭火旁,反复就时局的演变和战争的发展进行研究、预测。

1947年元旦,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毛泽东的《新年祝词》,这是中共中央对1947年革命形势的总估计。毛泽东写道:在1946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1947年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将要得到比1946年更重要的胜利,其结果将使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

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迎接中国革命高潮作重要讲话。会议讨论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党内指示,向全党宣告:“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们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二)

3月13日,战争的烟云降临延安。

这次向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蒋介石是经过精心筹划的。为达到消灭西北野战军、把中共中央首脑机关驱逐出延安的战略目标,他集中了胡宗南等部34个旅25万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发起进攻。而此时,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地区能够迎击胡宗南进攻的军队只有6个旅2.6万人,兵力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

陕甘宁边区的军民决心誓死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他解放区的军民也纷纷打电报给党中央,请求支援陕甘宁。但毛泽东的思维与众不同,他提出:主动放弃延安,全部撤出,留下空城一座。

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延安?毛泽东分析,蒋介石此次进攻延安是下了赌注的,不仅投入了他嫡系的战略总预备队,而且用上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和现代化交通工具,延安他是志在必得。毛泽东又分析,延安是一个世界名城,蒋介石得到了它,就一定要守住它。这样,他就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大包袱。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止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里!这就是后来被史学工作者形象比喻为“拿一个延安换取一个全中国”的伟大决策。

为加强西北地区的作战指挥,中共中央于3月16日决定,西北人民解放军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中央的决策作出后,延安党政军民紧急动员,坚壁清野,组织疏散。3月13日至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经过6天激战,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于19日主动撤出延安。毛泽东嘱咐彭德怀说:这次撤出延安时,要把房屋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具一点也不要破坏,因为我们还要回来。一位国际友人目睹延安撤离场景,感慨地说:“这是任何首都的最有秩序的撤退。”

党中央撤离延安后,去哪里安家?

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会议展开了激烈讨论。毛泽东坚决地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要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能好好地打胜仗。

经过郑重研究和充分讨论,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而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中共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为工作便利,须作必要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中央前委)率中央精干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工作;另,由叶剑英、杨尚昆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率党中央及中央军委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结束后的当日下午,刘少奇、朱德即率领一部分中央委员乘车出发,渡过黄河,到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中央前委和毛泽东转入隐蔽行军,钻山沟、走小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马匹。中国革命的最高统帅部,继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再次骑上马背,成为“马背上的司令部”。

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和工作调整,使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在艰苦的迁徙中,保持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保持了工作和政策的延续性。党中央、毛泽东不离开陕北,对敌人是强有力的牵制,对边区人民的英勇斗争是巨大的鼓舞。

(三)

为了打败蒋介石和胡宗南,毛泽东为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这是世界战争史上最奇妙的战术。

“蘑菇战术”的名字最早出自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给西北野战军《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敌现已相当疲劳,尚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尚未极端困难”,“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个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到达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取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

毛泽东认为,陕北地方小,但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只要我们的部队把敌军的鼻子牵上,像当地老乡用磨碾米一样,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我们就一定能把胡宗南的几十万军队磨个精光。

彭德怀、习仲勋等对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自然心领神会。在“蘑菇战术”的打击下,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犹如盲人瞎马,被我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盘旋打转。而我军因为得到陕北人民的强大后援与情报支持,在“蘑菇战术”中如鱼得水,机动、灵活地与十倍于己的敌人进行迂回、周旋,寻找战机。1947年3月25日、4月14日、4月底5月初,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共歼灭胡宗南部队1.4万余人,有力地挫败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稳定了陕北战局。之后,我军转战西北方向,在沙家店战役中全歼胡宗南整编第36师师部和2个旅。到8月间,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

正如毛泽东所料,1948年4月22日,西北野战军以强大的进攻态势,吓退困守延安孤城的守敌,胜利收复延安。被敌人占领了1年1个月零3天的延安城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从撤出延安到收复延安,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始终战斗在陕北战场,以2.6万兵力牵制25万敌人,在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最惊心动魄的全国解放战争。

(四)

国民党军队发动重点进攻的另一个方向是山东解放区。中央前委在镇定自若指挥陕北战场的同时,在指挥山东战场上同样倾注了心血。

当时,国民党军队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总兵力并不亚于进攻陕甘宁解放区的兵力,他们集中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指挥,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的战法,向鲁中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华东野战军主力或迫其北渡黄河。

中央前委为华东野战军制定的战略战术是:“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控制主力于机动位置。”

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率领下,先是采取突然行动,于莱芜地区全歼李品洲部5.6万人,压住敌军气焰。5月中旬,再抓住战机,在鲁中孟良崮地区集中5个纵队5倍于敌的兵力,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等部3.2万人全部歼灭,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迫使国民党军暂时停止了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至7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上被粉碎。

在陕北、山东解放区军民迎击国民党重点进攻的同时,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的人民军队,即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对在这一带收缩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展开局部反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3月至5月,发起豫北攻势和晋南攻势,歼敌5.5万人。晋察冀野战军从4月至6月,先后进行了正太战役等,歼敌5.6万人,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系。东北民主联军于5月至7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夏季攻势,歼灭敌人8.3万人,收复城市42座。这些作战和胜利,有力配合和策应了陕北、山东地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

1947年7月,战争形势迎来了重大变化。

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由于重兵深陷山东、陕北战场,国民党军队在这两个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直至大别山地区的兵力十分空虚,形成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状布局。相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127万人增加到195万人,其中野战军由61万人发展到100万人以上。此外,由于解放区普遍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涨,人民军队后方巩固,机动兵力超过国民党军队。短短半年的时间,战争形势就逐步朝着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方向变化。

(五)

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深刻指出: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中有过几次: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这一次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高潮与前几次有所不同,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这次革命高潮的动力是“两条战线,就是解放区和蒋管区的人民运动,而以解放区为主。解放区的胜利越大,高潮就来得越快”。

当解放区军民在自卫战争中不断胜利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国民党顽固执行内战政策,违背了全国人民在经历14年艰苦抗战后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民党大打内战,需要筹措战争经费,他们通过加重捐税、发行纸币,对人民财富进行洗劫,使国统区人民生活陷入极度困难。这一切,加速了国统区人民的团结和对国民党统治的反抗。

1947年5月,南京宪警镇压学生,造成“五二〇血案”,引发全国范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运动波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罢课、罢工、罢教等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对国民党统治带来重大打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虽远在陕北偏僻小山村,但密切地关注着这一时局新动向。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将直进与迂回、集中与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手段相结合,在向蒋介石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斗争中,适当地提出实行民主自由、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等口号,把人民运动引向深入。

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鲜明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他说,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毛泽东这篇著名时局评论,与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相衔接。很快,他的伟大预见,得到了证实。

(六)

在辗转迁徙、与敌周旋的日子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视野从不囿于陕北局部,而是总在思考如何扭转全国战局的问题。

1947年7月4日,蒋介石颁布《全国总动员方案》,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人民解放战争难以持久。

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仍居优势,在装备上的优势更明显。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但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即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此调动敌人回援后方,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改变敌我攻防形势,将中国革命推向高潮。

战略部署是“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三军配合: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形成“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两翼牵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这就是著名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决策。它是1947年3月作出“以延安换取全中国”战略决策后,与蒋介石斗智斗勇所下的另一个绝妙好棋、险棋。不仅如此,“千里跃进大别山”,采取的不是逐城逐地推进的方式,而是下决心不要后方,从几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中杀出一条血路,直插国民党心脏的大胆、独特进攻样式。

这一“奇战”,果然收到“奇效”。

经过4个月激战,人民解放军纵横驰骋于江淮之间,歼灭国民党军队19.5万人,解放县城近百座,成功吸引和调动南线敌军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从而彻底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原战场的失利,其“全盘战略形势,乃从此陷于被动”。

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和口号六十七条,宣布人民解放军也就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还重新颁布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2月7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在军事方面,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在经济方面,明确宣布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政治方面,重申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十二月会议的成果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后,人们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认清了革命胜利发展的前途,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1947年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是毛泽东为1947年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成就作出的最权威点评。

l 1948:风卷残云如卷席——中国共产党领导战略决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争取和鼓励支持下,各民主党派和许多民主人士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1948年元旦这一天,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

与此同时,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都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这样的新年开篇,代表了人心所向,预示了战争胜负。

1948年,必定是大打仗的一年,亦必然是打大仗的一年。这一年,在硝烟战火中度过,这一年,打出了中国大地上的日月乾坤。

(一)

1948年上半年,在西北,在中原,在华东,各个战区的战役捷报频传。2月29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瓦子街大捷,歼敌5个旅,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3月14日,陈赓、谢富治部队和陈毅、粟裕大军一部攻克秦晋豫要冲洛阳,歼敌1.9万余人。为再求歼敌有生力量,18日又主动撤出,4月5日再克洛阳。洛阳战役的胜利,实现了中原三军会合。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南进以来,转战江淮河汉,形成“品”字形的态势,进而完成面的占领,建立了强大的中原解放区,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战役,调动敌胡宗南部西援宝鸡,使驻守延安的国民党整编第17师孤悬陕北。这个师为免遭围歼,于4月21日弃城南逃,延安军分区游击队进入延安。至此,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占领一年一个月零3天后又回到人民手中。

4月27日,山东兵团攻克“鲁中堡垒”潍县,山东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5月17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经过72天的争夺,攻克了晋南重镇临汾,晋冀鲁豫与晋绥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临汾的解放,使人民解放军围城兵力变成了战略机动兵力,并组成了华北军区第一兵团。6月1日至7月21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及地方武装进行了晋中战役,连续歼敌10万余人,再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解放了除太原以外的晋中地区。

6月17日至7月6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进行了豫东战役(包括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这是一次包括攻坚战和运动战在内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大兵团作战,一度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军)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计9.3万余人。这是全国军事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开始。

战场上的节节胜利,给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吃了一颗“定心丸”。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1日,毛泽东致电民革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当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起,各方面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共代表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为加强中原局,成立中原军区,刘邓大军及陈谢部队改为中原野战军,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8月,经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人民政府主席。这个在华北4400万人口的区域建立的、由党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统一的人民政府,就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二)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强调了在1947年7月小河会议即已提出的军事计划:要在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时候,必须有决定性的“大动作”。唯有如此,才能让蒋介石的统治早些垮台,让革命的胜利快些到来。

到1948年秋季,解放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三年了。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经过用“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进行的整军运动,广大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多年战争的实践使得人民解放军掌握了“取之于敌”的方法,人民军队装备了许多经过国民党军队“供给”来的美国武器。随之,炮兵和工兵开始服役,人民军队逐步有了能防御、更能攻坚的作战能力。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有1.68亿,占全国人口的35.3%。解放区内已基本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

相反,国民党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组织涣散,兵力也在不断减少,已经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这一方面是因为战斗减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民党的“守土”原则。国民党一贯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每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留下一部分兵力来守城。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于是乎,国民党占领的地方越多,兵力就越分散,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就越少。到1948年秋,国民党实际上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有174万人。再加上人心向背,尽管还统治着全国3/4的地区和2/3的人口,但是,由于广大人民早已站在了中国共产党一方,国民党已是四面楚歌、孤立无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在军事上不得不放弃“全面防御”而实行“重点防御”。国民党的5个战略集团已被解放军分割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5个战场上,相互之间又因私利驱使而难以配合。没有统一的指挥,没有完整的战线,没有密切的配合,没有人民的支持,国民党的统治正濒于崩溃的边缘。

情况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三)

1948年9月,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9月24日,被国民党自诩为“金城汤池”的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克。国民党军将领杜聿明就此评论道:济南守军的被歼,“可以说蒋军的重点防御计划已被击破”。美联社在1948年9月26日的评论说得更明朗:“自今而后,共产党要到何处,就到何处,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没有什么阻挡了。”

1948年9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济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完美开局。正如周恩来所言:“三大战役的序幕是济南战役”。此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因势利导,当机立断,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个战略性战役及其他几个重要战役。这一环紧扣一环、一气贯注的通盘筹划与完整部署,气势磅礴、波澜壮阔,谱写了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丽篇章。

决战首先从东北开始。这绝非地域偶然,而是战略必然。对此,叶剑英回忆说:“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敌军方面:孤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连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东北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这就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最终,人民解放军确定由林彪、罗荣桓指挥东北野战军实施辽沈战役计划。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首先在北宁路山海关、唐山段打响。9月18日,东北野战军占领锦州。锦州攻克后,国民党军东北和华北这两大战略集团被分割开来。败军之将范汉杰被俘后曾评价说:“这一着非雄才大略之人是作不出来的,锦州好比一条扁担,一头挑东北一头挑华北,现在是中间折断了。”

锦州解放,东北大门被关。接下来,便是东北野战军关门击敌之势。10月21日,长时间困守长春的郑洞国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11月2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随之,营口也被人民解放军攻克。至此,辽沈战役宣告结束。辽沈战役历时52天,共歼敌47.2万人。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中困守长春的国民党军队起义,长春宣告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队缴械后,我军吹响胜利的号角。

大东北易了主人,人间也将被换了。11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于是,辽沈战役刚拉上帷幕,国共南线战场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便开始了。这是国共双方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是两军在长江以北地区进行的大决战。

淮海战役,是秋季攻势中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唯一少于国民党军的战役,可以说,也是三大战役中难度最大的一个。鉴于此,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指导上采取将敌人的重兵集团多次分割,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加以歼灭的办法。

整个战役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歼灭了黄维兵团。12月16日,就在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了配合平津战役,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毛泽东发出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开展敦促杜聿明等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

自12月16日以后的20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队饥寒交迫,粮弹两缺。蒋介石派飞机空投的少量粮弹,根本无济于事。相反,人民解放军却得到了后方群众源源不断的支援。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543万人,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

1949年1月6日下午3时,人民解放军发起总攻,陷入绝境的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开始瓦解。经过4个昼夜的激战,1月10日,杜聿明集团全部被歼,杜聿明被生俘。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国民党军队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已得到解放,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已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整个南线战局已经根本改观。

这时候,该集中精力对付华北战场上据守平津的傅作义部了。这支部队在屡遭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后,又因失去了南北两面依托,军心动摇,孤立无援。如“惊弓之鸟”的傅作义部,求生欲望极强。根据当时全国和华北的战争形势,傅作义集团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不断收缩兵力,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并在华北大地上,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到平绥路的柴沟堡,东西约1200多里的狭长地带,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新保安为重点,摆出一字长蛇阵,既可守又可逃,随时可从海上南逃或西窜绥远。一旦傅作义集团撤走,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必然会得以加强,这对人民解放军今后的作战极为不利。因此,稳住华北敌军,使它不能迅速南逃或西窜,成为将来实现就地歼敌的关键。

1948年11月29日,杨成武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开始包围张家口,平津战役开始了。为防止傅作义部逃跑,人民解放军在战术上采取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做法,决定首攻塘沽和新保安。针对这两个地方,人民解放军采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方针,分东西两集团着手分割、包围傅作义部。到12月25日,傅作义的60万部队已被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地区。西窜南逃之路被阻,傅作义集团欲跑不成,欲战不能,由“惊弓之鸟”变成了“笼中之鸟”。

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为争取天津守敌陈长捷投降,平津前线指挥部进行了多次劝降,仍未成功。言不和,即打降。1月14日上午10时起,人民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强攻,到15日15时止,解放了天津。

天津战役的胜利结束,是对傅作义的警告: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接下来,在军事打击的配合下,中共中央展开了争取傅作义和平起义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秘密接触谈判,在多方开导和形势的逼迫之下,傅作义于12月23日就起义事宜亲自给毛泽东发去一份电报,答应率部出城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部队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内,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解放了华北全境。

在1948年这场大决战中,人民解放军在北起松花江、南抵长江的广大土地上,前后经过142天的连续作战,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总计154万多人。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经常不顾疲劳,彻夜不眠地工作。在屋里那张旧写字台上,他为前线起草的指示、电文竟达190份之多。对此,周恩来感慨道:“毛泽东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

(四)

三大战役的胜利,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其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作战部队仅剩下100多万人,并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资本基本上输完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瓦解了。

为“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蒋介石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蒋介石满心和平幻想,鼓吹所谓“光荣的和平”论调,试图与中共进行谈判,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期形成“划江而治”的局面,在江南继续维持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

一目了然,这是一场虚伪的运动,却也产生了消弭革命斗志的消极影响,迷惑了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有甚者劝说中国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以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甚至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开始重提走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中间路线”。形势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面前摆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意志。”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使革命进行到底”,即是说,“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为了“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人民解放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高瞻远瞩,铿锵有力,让人斗志昂扬,激情飞扬,使在前线浴血奋战的人民解放军将士备受鼓舞,各战区指战员纷纷致电中央军委表示战斗决心,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司徒雷登后来描述道:毛泽东的宣言中有浓烈的火药味。的确,它给予蒋介石集团以无形却致命的打击,只能无可奈何地哀叹自己末日的来临。

l 1949:天翻地覆慨而慷——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却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年份。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历经28年浴血奋战后,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

(一)

在三大战役摧枯拉朽的打击之下,国民党反动集团还在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这是蒋介石在新年里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声呼号,也是蒋介石向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公开哀鸣,说什么“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和谈”阴谋,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

对于这种“和平”阴谋,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

毛泽东的声明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1月22日,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反对国民党假和平阴谋,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蒋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他规定和谈的限度是划江而治,即“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同时强调“备战要旨”,应“以整饬军事为重”。他计划争取3至6个月时间,在江南重新编练200万新兵,以便卷土重来;同时还作了最后退保台湾的安排。李宗仁政府的打算也是守江谋和。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承认以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是虚伪的。

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开始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在北平开始举行谈判。经双方多次交换意见、多方协商后,中共代表团在4月15日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4月20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和平协定,并派代表将文本带回南京。但国民党当局却在4月20日发表声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经中共方面真诚挽留,在北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成员留了下来,其中的多数随后参加了筹备新中国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二)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为了解决新形势下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重要报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说明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指出:“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长期在农村根据地的艰苦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党,走向城市并执政全国后,能否担当起建设的重任?对此,全会表达了一个雄心壮志: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全会号召全党加强学习,提出学习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党务、外交等等多领域多方面,同时强调学习的重点、中心是经济工作,是生产建设。

鉴于中国革命胜利在望,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同志不要骄傲自满,不要被人们的无原则的捧场所软化。他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毛泽东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为了防止“糖衣炮弹”的腐蚀,力戒骄傲,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六条具体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几条规定尽管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提倡和坚持,已经成为党必须坚持的重要规矩。

总之,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重大意义。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会址。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决定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3月23日,是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的日子。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一行经过唐县、保定、涿县、颐和园,于3月25日下午抵达西苑机场,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阅兵仪式,并与前往迎接的民主人士亲切会见。之后返回颐和园,与20多位民主人士共进晚餐。当晚,毛泽东住进香山。

从3月的初春到9月的初秋半年时间,党中央、毛泽东坐镇香山,运筹帷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满收官。

(三)

在国共和平谈判期间,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由于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4月20日夜至21日,由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4艘英国军舰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英国“紫石英”号军舰被击伤后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3艘军舰逃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防线时,国民党政府慌忙逃往广州。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把鲜艳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欢欣鼓舞,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贺电,并在喜悦与激情中提笔挥毫,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诗作清晰地表达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当天清晨,解放上海的枪声逐渐平息,市民在蒙蒙细雨中推开窗户,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排排尚未洗去战火硝烟的解放军战士,抱枪和衣,露宿在潮湿阴冷的水泥马路上……解放军胜利之师不入民宅睡马路,赢得了中外人士的广泛称赞。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后来回忆说,正是从那一刻起他认定共产党定能坐稳天下,自己也就决心站在新政权的一边。美国《生活》杂志在刊发解放军睡马路的照片时,用“这个行动宣告了国民党时代已经结束”的标题,向世界报道了上海这一历史一幕。

人民解放军进入花花绿绿的大城市,能不能保持革命军人本色?特别是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素有“十里洋场”之称,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对于在艰苦环境里成长起来的解放军战士来说,更是一种诱惑。有人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党解放军红的进来,不出3个月,就要黑的出去”。194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特务团三营第八连进驻南京路执行警卫任务,八连全体官兵坚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抵制住各种不良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这就是后来以“身居闹市,一尘不染”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

随后,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到1949年9月底,除西南和广东、广西部分地区外,全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获得解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陆。

(四)

随着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政权迅速垮台、行将就木,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外交即将揭开新的一页。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犹如遗留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急需打扫干净。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主张。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斯大林派到西柏坡的代表米高扬谈话。当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了,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方针密切相关的,是“另起炉灶”方针的提出。1949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中,提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但他更为强调的是,任何国家在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前,都不进行正式的外交往来,表明了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决心。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随国民党迁往广州,而是试图与中共接触,但美国提出承认中共政权的主要前提条件,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这实际上就是要新政权承认历史上中国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要中国政府继续接受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是美帝侵华罪行的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是一本绝妙的反面教材。为此,毛泽东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友谊”,还是侵略?》等5篇评论,严厉批判美国政府在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毛泽东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为了打破美国和西方世界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敌视和封锁,1949年6月至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详细通报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新中国筹建的情况,争取了苏联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五)

鉴于夺取全国政权的时间大大提前于原来的估计,而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不成熟,中共中央和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认为,新政协具有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新政协即可产生中央政府。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写信给留居在上海的宋庆龄,邀请其参加新政协会议。有感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宋庆龄最终同意北上。3月至9月,一大批著名民主人士也受邀到达北平。百川汇流,人心归向,这为新政协的召开作了人事上的准备。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计23个单位的134人。毛泽东指出:“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

1949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国家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深刻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阐明了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性质、各阶级在政权中的地位以及这个政权的基本任务和国内外政策。他明确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1949年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周恩来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作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杨振亚 摄

在近3个月紧张工作的基础上,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作为正式向即将召开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提出的议案。会议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党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和特邀代表662人。会议首先由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特邀代表宋庆龄发言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指出:“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历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期。”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这三个创立人民共和国的重要法案。会议还广泛征求意见和方案,反复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和纪年的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隆重召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职并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10月1日下午3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史称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天安门广场上欢声雷动,情绪激昂。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光辉历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l 1950: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1月6日,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宣布收回在京的外国兵营地产,征用兵营及其他建筑。天津、上海等地也先后收回、征用外国兵营地产。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大陆的驻军权被彻底取消。

1月30日,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决定以《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作为今后整理和统一全国税政、税务的具体方案。

1950年2月14日,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同斯大林、维辛斯基会谈,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年4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30年。

2月14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访问。

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到1952年底,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植、制造、贩卖、吸食烟毒行为被基本禁绝。

3月3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遏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

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遵照这一指示,全党开展以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居功自傲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同年底,整风运动结束。

5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5月1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西北等地和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展开最后的围歼。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和部分沿海岛屿以外的广大国土。

6月6日-9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书面报告,并发表《不要四面出击》讲话。

6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

7月28日,40名基督教代表人物联名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宣言,表示拥护《共同纲领》,割断教会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发起自治、自养、自传运动。11月,中国天主教人士发表宣言,开展“三自”爱国运动。

8月7日-19日,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会议确定“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三大原则。

9月20日-29日,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召开。会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口号。

10月上旬,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25日,志愿军与敌军遭遇,打响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全国掀起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署。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10月14日,政务院作出《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到1957年冬,治淮工程初见成效。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定了上中下游按不同情况实施蓄泄兼筹的方针。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工程拉开了帷幕。图为治理淮河的第二期工程中,民工在河南省泌阳县板桥水库工地施工。

11月3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建立和健全人民司法制度。

11月24日,政务院第六十次政务会议批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开学。

l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

2月18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向党内通报:中央于2月中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问题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土改、镇压反革命、城市工作、整党建党、统一战线工作、整风等八个问题。

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本年春,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鉴于有些地区逮捕了大批反革命罪犯亟须加以清理,一些地区开始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决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

2月26日,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从1951年3月1日起,重点试行。工人群众从来最感痛苦的生、老、病、死、伤、残等困难,得到初步的解决。

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强调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团结宗教界最大多数,发展和巩固全国宗教界的统一战线。

3月28日—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刘少奇作报告和总结。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到1954年春,整党工作基本结束。

4月24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必须依照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按期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大城市每年至少须开会三次,县至少须开会两次;各级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工作,应向各该级人民代表会议提出报告,并在人民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与审查;一切重大问题应经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同日,政务院还发出指示,要求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进驻拉萨。

1951年10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为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拉萨古城飘扬着五星红旗。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从1950年12月31日到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进行了三次反击战役,歼敌十七万九千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帝国主义由于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接受苏联提出的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但美国对谈判仍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并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谈判,达到其无理的要求。自此,朝鲜战争形成边谈边打的局面。

9月20日—30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会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试点,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此后,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第三卷,也相继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蓬勃展开,涌现出一大批革新能手、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到1952年10月结束。运动中抓住重大典型案件严肃处理,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被查处并判处死刑。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的通知。“三反”后各地设立了人民检举接待室,设置了检举箱。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主席的工作报告》时指出:某些党政机关曾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致敬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各地党委对这些现象应当认真纠正。

l 1952: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

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5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关于《“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阐明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唯利是图的本质,号召全国工商业者积极参加“三反”运动。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五反”运动到1952年10月结束。

4月5日,治理开发长江的第一个大型工程——荆江分洪第一期工程全面开工。到1978年底,新安江水电站、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丹江口水利枢纽、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等一批水利工程陆续建成。

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这一共有18项条款的惩治贪污法律文件,对贪污罪以及量刑标准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系统性的反贪法律。

5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财委《关于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中财委报告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鞍山钢铁厂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全国力量,如期完成,以奠定全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还有必要开始进行建设第二个大钢铁厂的工作。同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恢复与改造鞍钢初步设计的报告。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年1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的报告》,指出:“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是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7月1日,成渝铁路建成通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完全采用国产材料自行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干线。1952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2.4万多公里,比1949年的2.18万公里增长了10.5%。三年间,不仅旧有铁路得到修复,而且新建了来睦、成渝、天兰等三条新路。到1978年底,宝成、鹰厦、包兰、兰新、成昆、湘黔等铁路陆续建成。

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应注意的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厂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不仅要努力完成生产计划和增产节约计划,而且要努力改善经营管理,为实行经济核算准备条件,从而结束从旧企业转变为新企业的改造过程。对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多余出来的职工,应采取包下来的政策,用轮训的方法,提高他们的文化技术水平。

11月29日,中财委向党中央报告,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增产和节约的总值已达31.7亿元。

8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和自治权利等重要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此前,成立于1947年5月1日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5日,广西僮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10月12日改称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9日,西藏自治区成立。

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任务,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的汇报。在讨论中,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10月14日,美帝国主义为了迫使中朝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向上甘岭我军阵地发动了一年来最大的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43天内,打退了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7000多人,我军阵地巍然不动。

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这个运动,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并在清除旧社会污毒方面,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得到纠正。

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大规模展开。

年底,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和初步增长。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49年增长77.6%。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已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本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到1953年底,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l 1953: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确定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14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

3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全国进行基层选举的单位为21.4万余个,登记选民总数为3.23亿多人,全国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6万余名,并逐级召开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1226名。

4月3日,政务院发出《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以1953年6月30日24时为标准时间,全国开展人口调查登记。翌年11月1日公布调查登记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

4月15日-23日,全国妇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四年来中国妇女运动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报告的决议》和修改后的《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章程》,选出了全国妇联第二届执委会委员。4月25日,全国妇联召开第二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出宋庆龄、何香凝为名誉主席,蔡畅为主席,邓颖超、李德全、许广平、史良、章蕴为副主席。

5月2日-11日,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致祝词。大会制定了工会在国家进入有计划建设时期的方针和任务,通过了《关于中国工会工作的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中国工会章程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并选举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行委员会。12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七届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名誉主席,赖若愚为主席,刘宁一、刘长胜、朱学范为副主席。

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已确定的50项和1954年增加的15项,共156项,列入“一五”计划。后多次调整,确定154项,实际施工150项。因156项公布在先,仍称“156项工程”。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确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基本内容。12月,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至此,历时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保卫了中国的安全,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彭德怀在朝鲜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5日又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1954年9月,政务院下达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的命令。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并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逐步取消。

12月7日-翌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明确提出建设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总任务。

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到1978年底,武汉钢铁联合企业、包头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公司等钢铁企业陆续建成。

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写入了1954年4月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1954年4月,中国和印度在北京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2021年,共编制执行十四个五年计划、规划。

l 1954: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2月6日-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党员学习贯彻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作了批示。批示阐明了科学工作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提出了团结科学家和培养新生力量、建立科学研究体制及具体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等问题。这个批示是在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中央制定的第一个系统阐明发展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政策的文件。

3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提出了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经过反复修改,6月11日,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1954年6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宪法草案的决议。宪法草案于同日公布。

4月15日,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4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在工作小组领导下,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工业发展速度,苏联援助项目建设,投资比例,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及稳定市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6月30日,陈云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4月26日-7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首次作为五大国之一参加重要国际会议。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提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手工业合作化应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加强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团结,在生产上给予可能的帮助。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地组织起来。

6月28日、29日,周恩来在访问印度、缅甸期间,分别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前,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有关问题谈判的印度代表团时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6月-9月,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灾区党委和政府迅速动员,组织群众转移,开展以工代赈、生产自救,取得抗洪斗争的胜利。

7月,南昌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初教-5教练机。到1978年底,新中国先后试制成功歼-5型、运-5型、直-5型、轰-5型飞机等。

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9月3日,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炮兵部队炮击金门。8月22日,为反对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策划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宣言,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1955年一江山岛等东南沿海岛屿全部解放后,大陆与金门及马祖之间的炮战时紧时松。1979年,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命令,完全停止炮击。

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15日,中南海怀仁堂,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毛泽东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2月1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军官薪金制三大制度,全国军区划分,以及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干部的培养等问题。随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三大制度的有关条例,推进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10月7日,新疆军区遵照军委总参谋部8月6日的批复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75年3月,兵团撤销,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

10月10日-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会议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

12月21日-25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经召开,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它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12月25日,康藏(后改为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全线通车。毛泽东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此后,新藏、滇藏等公路陆续建成。

l 1955: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

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2月13日至26日,解放大陈岛及外围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3月1日,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各地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地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3月21日-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以及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等。董必武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原有的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撤销。

4月18日-24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会议的成功作出贡献,共同倡导形成“万隆精神”。通过这次会议,中国打开了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5月13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纯洁了革命队伍,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同时,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

7月30日,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自1956年起,人民解放军由志愿兵役制改为义务兵役制。此前,自1955年1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官薪金制。

7月31日,党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至1957年12月12日,由于美方企图单方面降低会谈级别,会谈由僵局转为中断。

8月25日,国务院命令公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这两个文件,是从粮食分配方面调节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和产销关系的重要步骤。

8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工资制和改行货币工资制的命令》,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生活待遇制度进行重大改革。

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全军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10名、上将军衔的有55名、中将军衔的有175名、少将军衔的有802名。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止,共授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7名、中将177名、少将1360名。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1月16日-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2月21日-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56年和1957年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进而争取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

l 1956: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

1月14日-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出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在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到本年底,在中国大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25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讨论纲要草案。后经多次变动和修改,1960年4月正式通过并公布。

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的指示》。28日,国务院第二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2月9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2月14日-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西方通讯社陆续透露出这份报告的内容,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起极大震动。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在主要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同时,又开始以斯大林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3月14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开始制定1956年至1967年全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长期规划。12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意见的报告》。

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上的一场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4月20日-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还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6月30日,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广东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1982年9月25日,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中国逐步建立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海洋公园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解放”牌载重汽车。1958年5月、8月,第一辆国产“东风”牌轿车和“红旗”牌轿车相继下线。

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着重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通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

本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l 1957:“一五”计划超额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

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新中国成立至195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数次精简整编,总员额降至240万人。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思想。

3月-4月,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分途南下,沿路作报告,要求党的干部充分认识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充分理解和认真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毛泽东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4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此前,毛泽东多次提出,必须消灭血吸虫病。195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为害百姓的血吸虫病,激动欣喜之情顷刻间化作了不朽诗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4月2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简称“广交会”)。此后,每年在广州举办春、秋季两次出口商品交易会。自2007年起改称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运动的重点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到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5月15日-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

5月24日,国务院第四十九次全体会议通过《水土保持暂行纲要》。

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通车典礼。这是中国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梁。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从而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跃进”的口号。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一纲要的发布、宣传和实施,实际上开始了对农业“大跃进”的发动。1957年末至1958年初在农村掀起的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1月2日-21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及《和平宣言》。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在访苏期间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代表。他向在场的青年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本年,“一五”计划超额完成。“一五”计划取得巨大成就,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l 1958: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成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4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成。

5月5日—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展开。

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忽视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7月31日—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会后,全国很快掀起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发生。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9月2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78年5月1日改称中央电视台。

9月4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11月2日—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中共中央相继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等一系列会议,初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

l 1959:大庆油田的发现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

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前,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20日,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奉命进行平叛作战。22日,中共中央发出在平叛中实行民主改革的指示。到1960年底,西藏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

1959年,广大藏族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部队展开西藏平叛作战,协同捕捉残匪。

4月5日,容国团获得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在世界锦标赛中获得冠军。

4月17日—29日,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4月18日—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六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信》。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钢产量定为1300万吨。早在三四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5月提出钢的生产指标应降到1300万吨,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7月2日—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原定议题是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但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8月底,人民大会堂建成。它与同年建成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全国农业展览馆、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并称为首都“十大建筑”。

9月13日—10月3日,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

9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要求:“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对于这些人,今后不再当作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决定在庆祝建国十周年时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准备继续分期分批做这一工作。

9月17日,刘少奇签署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首批特赦已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等。到1975年3月,共分7批特赦了全部在押战犯并予以公民权。

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主席。

9月26日,中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发现大庆油田,结束了中国贫油的历史。196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集中力量在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工业学大庆”运动在全国展开。在此前后,中国还开发建设了玉门油矿、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

11月1日,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在河南洛阳建成投产。

l 1960:中央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支援农业生产

1月28日,中缅两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0月1日,双方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这是中国与邻国成功解决边界问题的第一例,为以后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了良好范例。此后,中国又陆续与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签订了边界协定或条约。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毛泽东代中央起草批示,将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作“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从北坡集体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人类第一次战胜珠峰北坡天险。

6月14日—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1960年至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十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三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24日—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7月5日—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会议还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账,只搞一本账,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下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七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十二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1月10日—12月1日,八十一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1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11月15日,毛泽东对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的报告作出批示。11月10日,五人小组提出《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初步确定从中央机关抽调10176名干部下放农村基层,分别担任县、社、队干部和从事其他工作,支援农业生产。毛泽东在批示中说,农村工作极为艰苦,要有坚强意志决不怕苦的精神才能去,否则不能去。还指出,五个月内,一定要把全部形势都转变过来。

11月17日,国务院第一百零五次全体会议通过《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批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包括三元里平英团遗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北京大学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八一起义指挥部旧址、井冈山革命遗址、古田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延安革命遗址、卢沟桥、平型关战役遗址、新四军军部旧址、冉庄地道战遗址、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等33处革命遗址。

1960年12月24日—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了准备。

l 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月14日—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毛泽东在全会及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中央领导同志相继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1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财政部《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规定:财政大权集中于中央、大区和省、市、自治区三级,坚决纠正财政过于分散的现象;国家财政预算,从中央到地方实行上下一本账;坚持制度,严格纪律,加强监督,坚决纠正财政纪律松弛、不遵守财政制度的现象。

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要求所有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彻底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特殊化风”、“命令风”;要彻底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清查平调账,坚决退赔。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试行以来,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秋末,全省85.4%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办法。同时,在全国各省区,也有20%以上的地区实行了类似的办法。在这期间,安徽省委曾三次(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向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并取得毛泽东的同意。

3月15日—2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随后,工业、商业、手工业、科学、教育、文艺领域也进行调整,并相继制定了工作条例。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还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指示信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4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自从1959年3月开始平息西藏反革命叛乱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不仅基本上平息了反革命叛乱,而且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在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后,西藏工作必须采取稳定发展的方针,从今年算起,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在这五年我们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经济政策、财贸政策、社会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对上层人士的团结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稳妥,都要防“左”防急。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重要讲话,阐述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和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同时,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销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有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三十五条》规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前几年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应当积极发展城市家庭手工业,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的收入。

6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中央认为,文件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适用。批示强调,“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对待知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8月23日—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曾派出11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会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三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

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经过充分讨论后,翌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中央批示说:最近几年来,不少党的组织忙于领导经济建设,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批示强调重新教育党员“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l 1962: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

1月11日-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会议初步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提出把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

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2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的建议》。批示指出,目前各级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中机构庞杂、人多政繁的现象十分严重,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不利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不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下决心“拆庙”,裁并机构。

2月21日-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刘少奇主持会议。陈云在讲话中提出克服困难的6条意见:一、把今后10年经济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生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向出席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及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的代表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今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重申,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欢迎。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文艺八条》是在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的《文艺十条》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6月22日,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在上海研制成功并正式投产。16.7米高的水压机炉门缓缓升起,炽热的钢锭送进去,在巨大的压力下,顺利地完成了拔长、镦粗、切断等操作工序。万吨水压机的神奇威力,令参观者无不感到震撼。

7月9日-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

9月24日-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会议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错误地批判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并严厉指责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

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对印度军队的武装进攻进行自卫反击作战。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宣布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自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公里,并在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设立民政检查站。

鉴于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自卫反击作战,迅速粉碎了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图为我军双人机枪小组对敌进行火力压制。

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周恩来任主任。

l 1963:中共中央针对台湾问题提出“一纲四目”原则

1月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为右手完全断离的上海机床钢模厂工人王存柏成功实施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

1月4日,周恩来将毛泽东提出的对台湾问题的有关原则概括为“一纲四目”,通过有关渠道转达给台湾方面。一纲是: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陈诚、蒋经国亦悉由蒋意重用;(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三)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月11日-28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四清”运动、“五反”运动到1966年上半年结束。

3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3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指出这个条例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总结了几十年来军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阐明了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原则,继承和发扬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法规和行动准则。

4月6日,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援外医疗队。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

4月12日-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9月15日至27日,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伟大团结。

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7月5日-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9月6日至翌年7月14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总称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的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通称“九评”)。中苏两党之间的论战达到高潮。1966年3月起,中苏两党关系基本中断。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6日-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三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这个决定对经济调整工作有重要意义。

9月16日-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做好工业的调整工作,进一步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生产规模和协作关系,加强设备和厂房的维修,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做好商业工作,要按照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在工厂中要解决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处理和利用问题;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争取在三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11月17日,毛泽东为河北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到1973年11月,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及南运河等5大河系和徒骇河、马颊河等骨干河道得到普遍治理。

11月17日-12月3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作重要讲话。针对苏联施加的经济压力,会议着重指出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

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1963年-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要求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12月14日-翌年2月29日,周恩来访问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一贯根据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八项原则。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

l 1964: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开始,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的油产量达到六百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展开。

5月15日-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政治工作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还讨论了“三线”建设问题。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1965年夏,“三线”建设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对“三线”建设实施全面调整与改造。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6月-8月,中央军委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性练兵热潮的基础上,在全军分为18个区举行“比武”大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了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8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同意在全国试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这项试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由于文科毕业生将来会掌握国家的上层建筑,他们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就使我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加以改变。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当前必须抓紧组织高校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他们在实际斗争中接受教育和锻炼,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改造世界观。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十条》),《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10月2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演出。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

11月5日-13日 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2月20日-翌年1月5日,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推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

12月21日-翌年1月4日,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会议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l 1965:“人造天河”红旗渠建成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5日,河南省林县红旗渠实现总干渠通水。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成“人造天河”红旗渠。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4月13日,中共中央同意新技术进口小组《关于引进新技术工作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1965年应当充分利用当前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适应国内经济形势和建设的需要,更积极地展开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新技术的工作。重点是冶金、矿山、汽车、机床、仪器仪表和电子工业的设备和技术,以及为建设三线所需的工程机械。在引进新技术的三种方式(进口成套设备、进口单项设备、购买技术资料)中,应以更大的力量进行和探索后两种方式。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6月26日,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9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到年底,全国城乡医疗卫生网基本形成,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实行合作医疗制度。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7日,中国科学工作者经过6年多的艰苦奋斗,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成功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这是当时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的顶尖成就,打破了1956年英国《自然》杂志有关文章所谓“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还不是近期所能做到的”预言,在世界上引起极大轰动。

9月18日-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两百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8日-15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会后,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12月31日,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成功交付。

l 1966:中国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

2月7日,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随后,全国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焦裕禄在担任河南兰考县委书记期间,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又加以否定和批判。

3月8日、22日,河北邢台地区相继发生里氏6.8级和7.2级强烈地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积极开展抗震救灾工作,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周恩来总理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邢台地震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

4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作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文化大革命”历经10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五七指示》。这一指示是毛泽东5月7日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的一封信。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这一指示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认识和超越阶段的构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要求“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首次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这篇社论,既是对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提出的方针无限上纲的批判,也是向持有抵触情绪的领导干部施加更大的压力。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但未被接受。

10月27日,中国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正常,核弹在预定的距离精确地命中目标实现爆炸。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有了实用型导弹核武器,有力地回击了某些西方人士对我国“有弹无枪”的讥讽。

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不久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l 1967: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此后,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对稳定当时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11日、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碰头会和此前1月19日、20日召开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即: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这次抗争后来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3月19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到1972年8月,人民解放军先后派出指战员280余万人次执行“三支两军”任务。

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4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告》,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5月17日,在林彪、江青等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最猖獗的时候,江青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7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的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7月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9月5日,中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1976年7月14日,坦赞铁路竣工,交接仪式在赞比亚举行。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实际上取消了对全国许多跨行业的群众组织的承认。在此前后,中央连续发布有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资财和人民群众生活秩序等一系列通知和文件,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安全。同时,中央还决定对一些最混乱的省、自治区和重要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并要求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开门整风,斗私批修,消除派性。

12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整党建党文件。文件提出,凡成立革命委员会和革委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恢复组织生活。

l 1968: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3月,林彪、江青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3月22日,改组军委办事组,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

3月18日,江青在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的会议上提出:“去年冬天以来,全国有一股右倾翻案风。”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各地群众组织派性复发,造反派重拉队伍,再立山头,大搞武斗。许多地区的派性斗争发展到有预谋地制造一连串大规模破坏活动。

4月4日晚,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和平等权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州被种族主义分子暗杀,终年39岁。4月16日,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毛泽东在声明中指出:“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指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7月21日,江青、康生制造了一个诬陷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名单,把71%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诬指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8月,康生等指使人编造所谓“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15名委员中的60人和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59名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三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31日,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对刘少奇作出完全错误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决定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到1981年11月,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桥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多米。这是当时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最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很多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l 1969: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3月初至10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布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举行20多次讨论会,向中央呈递了四份报告,对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态势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就外交方针问题向中央提出重要建议。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为中央调整外交战略、作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4月1日—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4月28日,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名单,毛泽东任主席。

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9月23日,中国成功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上世纪60年代,美、苏、英三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实质是在他们已有先进核技术和强大核武库基础上,继续扩充巩固他们核大国的垄断地位,阻止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为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经过历时近5年的前期准备,中国在国庆20周年前成功实施第一次平洞地下核试验,对地下核爆炸效应进行了综合试验。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实现了坑道自封闭,没有发生“冒顶”和“放枪”,核装置爆炸威力基本符合设计要求。

10月1日,中国第一条城市地铁线路——北京地下铁道一期工程正式建成通车。

10月7日,新华社报道,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套全自动长途电话设备生产成功。这套设备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启用,采用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全电子化自动记录和计费设备,拉开了全国长途电话自动化的序幕。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l 1970: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2月15日—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随后,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全面铺开。

1970年7月至1973年10月,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铁道兵指战员和铁路工程建设人员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相继建成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此外,在建和建成的大型企业还有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山等大型煤矿,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电站,等等。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的大型机械,终于建起“象牙微雕”式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

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使一大批当时属于顶尖的军工企业、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来到西部,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3月5日,国务院拟定《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为主。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东方红一号”卫星属于科学探测性质的试验卫星,外形为近似球体的72面体,直径为1米,重173千克,于1958年提出设想计划,1965年开始研制工作,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我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成功发射。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人自此叩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是20世纪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它宣告着一个东方航天大国的崛起。东方红一号卫星也与核弹、导弹一起,被誉为“两弹一星”,成为中华民族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4月28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

7月1日,成昆铁路建成通车。成都至昆明铁路1952年草测,1958年动工,历时12年建成,行经四川盆地、横断山脉、云贵高原,地质条件极为复杂、险峻。为跨越地质地形障碍,成昆铁路共架设桥梁991座,开凿隧道427座,桥隧长度占线路总长四成多,18项技术和工程创中国之最,13项创世界之最。成昆铁路的建成,改变了当时西南地区沿线2000万人的命运,它不仅谱写了新中国铁路史上的壮丽诗篇,也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被联合国誉为“象征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

8月25日—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系统而又明确地重申“农业六十条”等一系列农村政策,提出加快农业生产的任务和具体要求。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建议让美国人左、中、右派都来华,他还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2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兴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旨在缓解华中地区工业用电的紧缺局面,同时也作为三峡工程的试验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奠基于20世纪70年代初,竣工于1988年12月,是20世纪我国自主设计、施工、运行管理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也是长江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电工程。

l 197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

4月14日,周恩来总理会见应邀来访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发表重要讲话。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来访,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进程。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美预备性秘密会谈的问题,就处理中美关系特别是关键的台湾问题以及印度支那等问题提出了八条原则。会后,政治局把讨论情况写成报告,毛泽东审批了这个报告。

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年、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26.1‰和28.5‰。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10‰,农村降到15‰以下。

7月9日—11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10月,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后,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各方面工作有了明显好转。到1972年12月,调整工作被迫中断。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的票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就座后,各国记者蜂拥而上记录这个震动世界的新闻。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乔冠华(左)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仰天大笑。

12月12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济南舰”(舷号105)交付使用,正式编入军队战斗序列。105号“济南舰”由大连造船厂试制,全国22个省市、260多个厂所参与协作,于1968年12月开工建造,1970年7月30日下水,1971年12月12日正式入列人民海军。这一多功能舰种的服役,填补了中国海军中型水面舰艇的空白,标志着我国具备了自主研制大型水面舰艇的能力。105号“济南舰”作为首制舰,承担了大量的试验任务,航迹遍布渤海、黄海、东海,经常在十级狂风巨浪中进行试验,圆满完成了1000多项新装备试验任务,获得300多万个宝贵的数据,为后续舰的改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人民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2007年,105号“济南舰”光荣退役,现于青岛海军博物馆展出。

12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l 1972:中美两国关系开启正常化进程

2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国家计委的报告根据当时我国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以及人民生活、工农业生产和出口援外工作的需要,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1973年1月2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从国外引进43亿美元成套工业设备和单机的方案。

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于1971年4月应邀访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分别于1971年7月和10月两次访华。尼克松访华期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举行会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标志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抵达北京。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3月13日,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即日起将双方派驻对方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英国决定自本日起撤销其在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申了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和以教育为主的方针。

5月4日,新华社报道: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7月14日,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在谈话中,他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要求参加陪见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8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武汉钢铁公司建设从联邦德国、日本进口的一米七轧机,这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引进项目之一,具有20世纪70年代先进水平。连铸和冷轧设备从联邦德国引进,热轧和硅钢片设备从日本引进,共134个建设项目。设计年产连铸板坯150万吨、热轧带钢300万吨、冷轧薄板和钢卷100万吨(其中镀锡板10万吨、镀锌板15万吨)、硅钢片7万吨,所有品种都是国家急需物资。工程从1975年6月正式施工,到1978年12月基本建成。

9月25日—30日,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周恩来同田中角荣举行会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实现了战后日本首脑对华首次访问。在周恩来总理招待田中首相的晚宴上,田中角荣代表日本向中国人民谢罪。

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通过决议,赞成中国所主张的“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不应将其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因此决定将香港、澳门从反殖民主义宣言适用的殖民地名单中删除,明确了香港、澳门不具有殖民地地位,为日后中英、中葡政府间有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谈判扫清了一个障碍。

1973: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1月7日-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1972年初周恩来的有关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2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3月29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

6月10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印发全党。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反映了其子上山下乡后生活上遇到困难。毛泽东于4月25日给李庆霖复信,寄去300元,并指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此后,中央政治局几次听取有关汇报,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国务院于6、7月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

8月5日-20日,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法规。

8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这台计算机经过3000多小时的试算运转,性能稳定,质量良好,达到预定的设计要求。这是中国电子计算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我国计算机研制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刻苦攻关,1958年至1959年,相继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计算机和大型电子管计算机,一般称为中国第一代计算机。1965年,中国自行研制成功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一般称为中国第二代计算机。20世纪70年代初,在上海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每秒钟运算速度达到11万次,一般称为中国第三代计算机。1973年8月26日,在北京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速度达到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提议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本年,中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

1964年,袁隆平在水稻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并在国内首次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育性》的论文,开创了我国籼型杂交稻的研究。经历6年的探索,袁隆平提出了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1970年11月在海南发现花粉败育的野生稻,为培育不育系和“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1972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有13个省区市参加的水稻雄性不育和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被列为全国农林重大科研协作项目,先后育成了一批矮秆水稻的雄性不育系和保持系,并从国外引进品种中筛选到恢复系配成了强优组合。1973年,我国籼型杂交水稻实现了“三系”配套成功。1976年籼型杂交稻在全国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

我国的籼型杂交水稻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培育成功的,是继水稻育种史上高秆变矮秆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水稻育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籼型杂交稻于1981年获得我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

l 1974:中国首艘核潜艇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1月19日-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对南越西贡当局军队的武装进攻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胜利保卫了西沙群岛领土。

2月22日,毛泽东会见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泽东在会见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根据毛泽东对世界格局的划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明确地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对外政策极其重要的内容,同时争取第二世界国家,联合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和压迫。“三个世界”划分的提出,表明中国外交思想的重大转变,对于推动我国20世纪70年代外交工作的大突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4月6日-1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5月15日,我国宣布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1964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指出这是继松辽油田大会战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的会战。当年12月20日,“港5井”发生强烈井喷,蛰居地下久矣的“油龙”,挣脱了亿万年的束缚,呼啸着冲出井口,直指天空。“港5井”成为大港油区的第一口出油井,同时也是华北地区古生界第一口出油井。此后又打了许多探井,均获高产油流,因此决定建立油田。大港油田的成功验证了李四光对于环渤海湾地区有广阔的找油前景的预测。后来,在大港油田的基础上,陆续诞生了华北油田、渤海油田、冀东油田……故此,大港油田又有着东部石油“小摇篮”的美誉。

8月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进入拥有核潜艇的新阶段。

9月15日,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以灌溉、发电为主,兼顾防洪、防凌等多种效益,于1958年8月动工兴建,至70年代中期基本建成,是黄河梯级第一期开发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国家“一五”计划开发建设的重点项目。青铜峡水利枢纽建成后,把该段黄河水位抬高了18米,原来由黄河直接引水的唐徕渠、汉延渠、惠农渠、秦渠、汉渠等改由电站的尾水供水,结束了宁夏灌区两千多年来无坝引水灌溉的历史,将宁夏的灌溉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前的140万亩扩大到现在的700万亩。作为黄河上游龙青段规划中的最后一座梯级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是中国唯一一座闸墩式电站,1967年12月26日第一台水轮发电机组投产发电,后7台机组也相继安装与并网发电,至1978年完成设计装机总容量27.2万千瓦,宁夏有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

9月29日,我国宣布山东渤海湾地区建起一个新的大油田——胜利油田。

胜利油田是在华北地区早期找油的基础上发现并发展起来的。1961年4月16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村附近打出了第一口工业油流井——华八井,日产油8.1吨,标志着胜利油田被发现。1962年9月23日,东营地区营2井获日产555吨的高产油流,这是当时全国日产量最高的一口油井。1964年1月25日,经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展开了继大庆石油会战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标志着胜利油田大规模勘探开发建设开始。1965年1月25日,在东营胜利村钻探的坨11井发现85米的巨厚油层;1月31日,坨11井喜获日产1134吨高产油流,全国第一口千吨井诞生。胜利油田由此得名。

l 1975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

1月13日-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选举朱德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此前,邓小平在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抱病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2月,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7月,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工作期间,对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收到显著成效。11月,整顿被迫中断。

2月4日,中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刘家峡水电站拦河大坝高147米,长840米,水库库容为57亿立方米,总装机容量为122.5万千瓦,年发电量57亿度,比1949年前的旧中国全年发电量还多。

2月25日-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3月5日,邓小平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5月8日-29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讲话强调,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最重要的还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方针是有成效的。

11月26日,中国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并按计划顺利回收。这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新的突破。

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重约1800公斤,轨道近地点高173千米、远地点高483千米,绕地球一周约91分钟,带一台可见光地物相机,完成拍摄任务后将载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回收,以获取遥感资料。

l 1976:唐山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周恩来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哀悼。

3月下旬-4月5日,北京、南京等地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4月5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被错误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3月30日-5月22日,万吨远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5号”和“向阳红11号”在太平洋海域成功进行首次远洋科学调查,为发展中国海洋科学事业作出了贡献。调查中使用了多种由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和安装的仪器设备。

担负我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任务的“向阳红”编队,横跨东西半球,航程13800海里,创下了第一次走出中国海、第一次走进太平洋、第一次穿越第一岛链等多个新中国“第一”。

6月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座10万吨级现代化深水油港——大连新港建成。新港位于金县鲇鱼湾,有两个深水泊位,可分别停靠10万吨级和5万吨级大型油轮。大连新港从1974年11月开始建设,从设计到施工用了一年半时间,比原计划提前8个月。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地区发生里氏7.8级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24.2万多人罹难,16.4万多人重伤。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群众奋力抗震救灾。

9月9日,毛泽东逝世。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举行了悼念活动。

1976年9月18日,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延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l 1977:高考制度恢复,全国约570万人参加统一考试

3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1980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中央文献研究室,除继续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外,还要编辑出版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同时,还要负责编辑研究党和国家及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这封信。

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第五卷收入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八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7月16日-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三千多万职工生活有所改善。

8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8月30日-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访问我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并对外开放。毛主席纪念堂位于天安门广场,占地面积5.72公顷,总建筑面积33867平方米,始建于1976年11月。毛主席纪念堂是党和国家的最高纪念堂,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革命领袖集体的纪念堂,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要求抓紧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迅速恢复被撤掉的科研机构,恢复科研人员的技术职称,建立考核制度,实行技术岗位责任制。之后,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取得世界领先成就的陈景润为研究员。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

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云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提高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的认识。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11月至12月,全国约570万人参加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组织的统一考试,27.3万人被录取。

11月24日-12月11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研究经济的长远规划问题。会后,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汇报要点》提出,今后23年,经济发展要分三个阶段,打几个大战役。第一阶段,在“五五”计划后三年,重点是打好农业和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这两仗,为“六五”计划作准备。第二阶段,在“六五”期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要有较大的展开,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到1985年要达到:钢6000万吨,原油2.5亿吨,在工业方面新建和续建120个大项目。第三阶段,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l 197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2月24日-3月8日,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举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选举邓小平为全国政协主席。

2月26日-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3月18日-31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大会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表彰了科技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3月28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精神鼓励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奖金制度要恢复。稿费制度也要恢复。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全部完成。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于1980年基本结束。

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7家报纸作了转载,新华社还发了通稿。此后,在邓小平领导、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月24日,《解放军报》刊登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组织编发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旗帜鲜明地支持《光明日报》文章的观点,给这场思想大讨论以最有力的火力支援。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问日本。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于1978年10月22日抵达东京,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机场,邓小平受到热情隆重的欢迎。

11月10日-12月15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问题。陈云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得到与会者响应。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等错案平反。12月13日,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11月25日,三北(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工程建设启动。1990年5月7日,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全面展开。

12月16日,中美公布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同日,美国宣布于1979年1月1日断绝同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

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12月23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举行动工典礼。到1985年11月、1992年4月,一期、二期工程建成投产。2001年5月,三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l 1979:《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建议双方首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即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两岸关系由此揭开新篇章。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3月12日-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3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全国其他地区随后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18日-4月3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1月29日-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蛇口建立全国第一个对外开放工业区——蛇口工业区。7月8日,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2月17日-3月16日,中国边防部队实施对越自卫反击战。

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4月13日-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八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名农民出于“填饱肚子”的朴素想法,冒险在大包干的“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

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9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3年12月31日,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9年12月2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9月25日-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10月19日,邓小平在对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讲话时指出,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中国共产党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共同奋斗。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l 1980: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运载火箭

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讲话,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三大任务。邓小平强调,三大任务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2月5日-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6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县级选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下半年各地将普遍进行县级直接选举。

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邓小平在全会上作了《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11月,陈云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18日,中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这是继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研制和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我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运载火箭的国家。

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时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

8月2日-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对现行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必须进行改革。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要求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

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立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11月24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

12月16日-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

l 1981: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等9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许多地方开展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三热爱”活动。它与原来的“五讲四美”活动,汇合成一个“五讲四美三热爱”的统一的活动。

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论述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7月2日—4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要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

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思想战线方面的问题。在肯定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有显著成绩的同时,邓小平严肃指出,当前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他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

7月3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办《关于湖北省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报告》。沙市是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从1979年到1980年分3批对全市42家国营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的试点,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基础。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焕发活力的湖北沙市床单厂。

8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

8月27日—9月25日,全军高级干部集训,重点研究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其间,北京军区在华北地区组织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邓小平在演习结束后举行的阅兵式上讲话指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

11月7日—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上七战七捷,首次获得世界冠军。到1986年,中国女排在世界杯、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上5次蝉联世界冠军。

l 1982: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现行宪法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肯定包产到户等各种生产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就农业和农村问题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

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工作,逐步地建设起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1月11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概念,强调国家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

3月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按此方案,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将由现有的98个,裁减、合并为52个。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尖锐地指出: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

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我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

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终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通称八一七公报)。这个公报是继1972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和1979年建交公报之后,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

9月1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邓小平在致开幕词时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分两步走,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10月12日,我国首次以潜艇从水下向预定海上目标区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11月26日-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通过并公布施行经全面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等项法律,以及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等项决议。

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经全面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在宪法序言中明确人民政协的性质、作用。此后,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分别于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先后5次对宪法进行修改。

l 1983: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

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即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现在,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文件还阐述了关于要按照我国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等14个问题。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就农业和农村问题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

1月12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称赞说:一号文件很好,政策问题解决了。他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较多的自主权。

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

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制定的《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

5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决定》提出,争取从“七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做到:凡是担任省、地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中央党校培训;担任县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党校培训;地市县级党委所管主要领导干部也必须经过地市县委党校的培训。

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发表讲话。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时,邓小平指出:1997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不会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五十年好不好?五十年够长了。讲五十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

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进一步阐述了有关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六条方针。其要点是:(一)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二)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自治不能没有限度,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四)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五)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不现实的。(六)实现统一的适当方式是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向全国发行。这本文选收录了邓小平同志在1975年至1982年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其中有39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7月2日,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在北京成立。

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0月11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用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这次整党到1987年5月基本结束。

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建立乡、镇政府和各种合作经济形式的工作在全国展开,人民公社体制废除。

12月6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I”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的空白。

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设立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正式开放;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在全国发行。

l 1984:中英两国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月22日-2月17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充分肯定试办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的决策。视察期间,邓小平挥笔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上海宝钢的题词是:“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

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指出: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2月27日-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组织内地9省市为西藏援建43项重点工程。

3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4月8日,中国首次成功发射试验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卫星通信能力的国家。“东方红二号”卫星是我国第一颗静止轨道同步通信卫星,主要用于国内远距离电视信号传输。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5月8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自然环境破坏,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

5月16日,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国家计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开展土地资源调查工作的报告》。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启动,到1997年底结束。2007年7月1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全面启动,于2009年完成。2018年1月,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全面启动。

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的委员时强调: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

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7月28日-8月12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运会,实现中国在奥运会金牌榜上“零”的突破。这是1979年11月26日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后,首次派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

9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指明了改变贫困地区面貌的根本途径,提出了进一步放宽政策,减轻负担、给予优惠及搞活商品流通,增加智力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10月1日,首都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邓小平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2月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坚决纠正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的通知。

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声明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l 1985: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100万

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从1985年起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1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议案,确定每年9月10日为我国教师节。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在南极乔治王岛建成。此后,我国又陆续建成南极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

2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大量吸收优秀知识分子入党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党员队伍文化科学水平偏低的状况,把决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优秀知识分子大量吸收到党内来。

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3月1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4月1日,中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

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香港基本法。同年7月起草委员会开始工作,1990年2月完成起草任务。

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谈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5月23日-6月6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6月4日,邓小平到会作重要讲话,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100万。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变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

5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依靠科学技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星火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国家科委将帮助各地抓一批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有示范和推广意义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不显眼”的适用科技项目,以提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植入新的胚胎。

6月9日—15日,首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通过《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到2020年共实施7个五年普法规划,2021年开始“八五”普法规划。

7月1日—5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1990年提请人大审议并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决定在香港成立一个民间性的、有广泛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

7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科委、原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关于试办博士后流动站的报告》。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诞生。

9月3日,首都各界一万余人隆重集会,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彭真在会上讲话指出,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共两党合作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希望台湾当局顺应历史潮流,作出明智抉择。

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讨论并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全会收到了64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37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顾委委员;30位老同志请求不再担任中纪委委员的信,同意他们的请求,并给予高度评价。

10月23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l 1986:我国开始启动“八六三”计划

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86年农村工作的部署》(简称1986年中央1号文件)。文件指出:我国农村已开始走上有计划发展商品经济的轨道。农业和农村工业必须协调发展,把“无工不富”和“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

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1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这是我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的通知》。

2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重申党政机关一律不准经商、办企业,党政机关的干部、职工除特批的以外,一律不准在各类企业中担任职务等等。6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法接受任何名义的“酬金”或“馈赠”。

3月5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作出批示。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个计划因邓小平首次批示的时间为1986年3月,又称“八六三”计划。《纲要》提出了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新材料等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

3月10日—16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

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5月5日,中国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50卷已全部出齐。这部全集共3200万字,收入两位革命导师的2000多篇著作和4000多封书信以及400多件文献资料。

7月1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干事提交关于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并准备就此问题同关贸总协定缔约各方进行谈判。

7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

8月1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发出通知,规定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

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阐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

10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2006年8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12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

12月11日—25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

12月30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

l 1987:中国海军核潜艇首次远航训练获得圆满成功

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到9月中旬,我国已在10个省、自治区建立起14个规模不等、项目不同的农村改革试验区。

1月22日-25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本年度全国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深化企业改革,努力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向前发展。

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3月20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出版发行。增订本由原书的22篇文稿增加到44篇,其中有些是首次公布的内部谈话。全部文稿都经作者本人审定。新增文稿大大充实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

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时,进一步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他说:“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4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阐述新时期民族工作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

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在介绍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的目标之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

5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在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必须把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6月2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在谈到民族问题时,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决定将海南行政区从广东省划出来,筹建海南省。

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有关接待探亲台胞的办法。11月2日,第一批探亲台胞经香港赴大陆。至此,长达38年之久的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关系进入新阶段。

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阐明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12月1日,深圳经济特区启动全国首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

12月31日,我国海军核潜艇首次远航训练获得圆满成功,创造了我国海军潜艇水下航行时间最长、航程最远、平均航速最高的纪录。

l 1988: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实行军官军衔警官警衔制度

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994年7月1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住房供应管理逐步由单位化向社会化、专业化改变。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3月14日,人民解放军海军进行南沙群岛自卫还击作战。

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等省会城市,人口增加到1.6亿。

3月25日-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此后第一次对各部门进行“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三定”工作。

1988年4月26日,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人民政府在海口正式挂牌。8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4月27日,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2005年6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决定在全军实行文职人员制度。2017年9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12月17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的具体办法》发布,武警部队实行警官警衔制度。

8月,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炬计划”。

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古斯塔夫·胡萨克时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9月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2000年1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役军官法》。

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两个大局”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9月14日-27日,中国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在东海海域进行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并取得成功。

9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确定实行新的士兵军衔制度,志愿兵的军衔称士官。1993年4月27日、1999年6月30日、2010年7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先后3次修订《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

10月16日,中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对撞成功,这是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1990年7月21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正式通过国家验收,性能达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11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强民主法制维护安定团结保障改革和建设顺利进行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保障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任务的顺利实现,必须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维护安定团结,创造更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并发出通知。《通知》要求,评议党员干部要把顾全大局、清正廉洁、严守法纪作为重要内容。

12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说: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小学德育工作,要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以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为基本任务。

l 1989: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

2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清理党和国家机关干部在公司(企业)兼职有关问题的通知》。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努力改善和加强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基础上,加快和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加强文艺队伍的自身建设。

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

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邓小平还指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春夏之交,北京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进。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是正确的,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6月1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并指出,我们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

7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培养什么样的人始终是教育战线的根本问题。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真正把高等学校办成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7月19日、22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关于美国国会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的声明》,对美国国会无视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意愿,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和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反华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

10月30日,共青团中央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布,通过社会集资,建立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资助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实施希望工程。

11月6日-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

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

12月11日-17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和修改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军队在政治上永远合格。

12月19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赵忠贤等科研人员所从事的“液氮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发现及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1987年2月20日,赵忠贤等13位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了起始转变温度在100K(K为绝对温度,0K为-273°C,100K为-173°C)以上的超导体,使我国在超导材料领域又一次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2017年1月9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赵忠贤院士荣获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2月30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l 1990:中国首次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

2月13日-1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评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和区徽图案(草案),并决定把基本法(草案)和区旗和区徽图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月28日-3月6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动员全党和社会力量竭尽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是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4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并宣布,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各地党委政法领导机构的名称统一为政法委员会。

3月9日-12日,中共十三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当前特别要注意切实解决群众最为关心而又有条件解决的问题,以实际行动密切党群关系。

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

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国务院提交的浦东开发开放方案。上海浦东新区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新区。此后,天津滨海、重庆两江等新区陆续批复设立。到2018年底,全国共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

4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遣5名军事观察员,开启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1992年4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400人的维和工程兵大队,开创我军成建制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先河。

5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县以上各级党组织尤其是主要负责同志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开好民主生活会。

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给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发放政府特殊津贴,启动实施政府特殊津贴制度。

9月1日,中国大陆兴建最早的高速公路——沈大高速公路(沈阳至大连)正式通车。到2018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4万公里。

9月16日,国务院第六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即国家拨出专款把全国农民需要向国家出售的余粮,以不低于国家制定的保护价统统收购起来,作为对全国粮食丰歉余缺进行宏观调控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

9月22日-10月7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首次承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

11月2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大陆开业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2月6日-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对台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争取早日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全党全国90年代的重大政治任务。会议重申,国共两党应尽早接触谈判,当务之急是实现双向的、直接的“三通”。

12月25日-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指出,从1991年到2000年,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是非常关键的时期。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挑战,努力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把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要在大力提高经济效益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按不变价格计算,使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

l 1991: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并网发电

1月18日-23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完善的主要途径应是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并逐步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科技兴农是农业的希望所在,要努力把科技、教育兴农这件大事继续向前推进一步。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我国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充实完善。

1月28日-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他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月2日-6日,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巩固和扩大包括两个范围的联盟在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一个是大陆范围内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全体劳动者和爱国者的联盟,一个是大陆范围以外以爱国和拥护祖国统一为政治基础的团结台、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的联盟。

3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决定继1988年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之后,在各地已建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再选定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等26个开发区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到2021年,共建成169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3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新华社记者近日就台湾当局2月22日通过的“国家统一纲领”采访我有关方面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说,这份文件主张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应当统一,表示同意要“开放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这是台湾当局对统一问题作出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示。但是,这份文件仍然提出了一些不合情理的条件,人为地拖延实现直接“三通”及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等许多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仍然坚持台湾当局在统一问题上的固有主张,这只能延误统一的进程。谈话重申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坚决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任何导致“两个中国”、“一国两府”的言行。

4月22日-25日,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截至当时,“八六三”计划实施5年,取得科技成果400多项,其中50多项达到国际上80年代中、后期水平。会议宣读了邓小平为中国科技事业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6月7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负责人就台湾当局宣布于5月1日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事发表谈话指出,“动员戡乱时期”及“临时条款”本来就是非法的,早就应该废除。现在决定终止,仍不失为正视现实、降低敌意之举,应当说是一个进步。这位负责人受权建议:两岸有关部门和所授权的团体或个人尽快商谈实现直接“三通”和双向交流的问题;国共两党派代表进行接触,为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谈判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欢迎国民党中央负责人以及国民党中央授权的人士访问大陆,如国民党邀中共中央代表访问台湾,我们愿意前往共商国是。

6月2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7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修订、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第二版在全国发行。

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阐述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以大量事实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人权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

11月27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二期工程在湖北宜昌通过国家正式验收。至此,这一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宣告全部竣工。

12月15日,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建造的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

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北京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实现祖国统一为宗旨的民间组织。汪道涵当选会长,荣毅仁任名誉会长。

l 1992: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

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指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次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月25日,劳动部、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国家体改委、人事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关于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意见》。文件指出,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企业内部真正形成“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升能降”的机制,是当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重要任务。

2月2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3月8日,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制定这一《纲领》的目的是阐明我国中长期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方针、政策和发展重点,指导我国到2000年以至2020年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月20日-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4月15日,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实施“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计划,以尽快使中国因贫困而失学的儿童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6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目标是:争取用十年左右或更长一些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体系、城乡社会化综合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

6月18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最近决定开放长江沿岸芜湖、九江、岳阳、武汉、重庆等5个内陆城市。至此,中国长江沿岸10个主要中心城市已全部对外开放。

7月25日-8月9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二十五届奥运会上以16枚金牌、22枚银牌、16枚铜牌的战绩列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的第四位。

1992年7月31日,杨文意以24秒79的成绩获得巴塞罗那奥运会女子50米自由泳金牌,并打破了由她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获得女子50米自由泳银牌的庄泳,此前获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冠军,为中国夺得第一枚奥运会游泳金牌。

8月14日,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顺利起飞,成功地把美国研制的澳大利亚“澳赛特B1”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成功,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

9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

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4年的实践经验,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写入党章。

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

l 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

1月13日-19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制定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2004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必须明确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

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到20世纪末,我国要实现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2月1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要求把加快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工作的一个战略重点来抓。同时指出,这项决定也适用于东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

3月15日-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肯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决定》。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首次明确提出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

4月19日,国务院作出有关机构改革的决定,决定国务院的直属机构由19个调整为13个,办事机构由9个调整为5个,国务院不再设置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也作了调整。

4月27日-29日,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准备,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这是两岸受权民间机构领导人首次进行的民间性、经济性、事务性、功能性会谈。

7月1日,国家教委印发《关于重点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点的若干意见》,提出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点的计划,简称“211工程”。1998年5月,教育部决定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简称“985工程”。

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自1993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科学技术基本法。

8月31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白皮书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台湾问题的由来及现状,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方针。

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发行。文选汇集了邓小平从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到1992年春视察南方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

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

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2月1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改革国税地税征管体制,将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与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12月2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公司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司法。

12月2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12月25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税务总局《工商税制改革实施方案》,确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

12月26日,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会举行,高度评价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强调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l 1994: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1月11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建立适应国际经济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

1月24日-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

2月1日,我国引进外国资金、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核电站——广东大亚湾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月28日-3月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力争在20世纪末最后的7年内基本解决全国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4月15日,国务院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3月8日-19日,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修正后的章程在有关段落和条款中补充了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内容,并把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要职能。

3月10日-22日,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党校工作的意见》。指出,党校办学水平的提高和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化改革。

6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7月5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决定》。

7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农田保护条例》,10月1日起施行。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

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

7月12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台湾当局公布的《台海两岸关系说明书》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当局的说明书表示坚持统一目标,“坚决主张‘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与‘一中一台’”,这是值得肯定的。但说明书歪曲台湾问题的由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明书鼓吹“两岸分裂分治”、“两个对等政治实体”、“两个国际法人”等谬论,实质是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危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和平统一大业,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7月20日-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作出中央政府关心西藏、全国各地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此后,中央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西藏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9月28日,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

10月26日-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农村基层要建设一个团结、坚强、群众拥护的好领导班子,尤其要有一个好书记;培养锻炼一支富有战斗力的好队伍;选准一条适合当地加快经济发展的好路子;完善一个好经济体制;健全一套体现民主管理、保证工作有效运转的好管理制度。

11月2日,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和1983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经邓小平同意,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增补和修订,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第二版,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1月2日-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会议。指出,现代企业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要在公有制为主的前提下,进行各种形式的探索,不是要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股份制公司,更不是把所有的企业都办成上市公司。

12月14日,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长江三峡工程是一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工程,整个工程包括一座混凝土重力坝,泄水闸,一座堤后式水电站,一座永久性通航船闸和一架升船机。

l 1995: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的通知。这个条例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保护党员民主权利的专门法规。

2月9日,中共中央制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群众公认、注重实绩的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依法办事的原则。2002年7月9日,印发在《暂行条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年1月14日,印发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9年3月3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月26日,中美两国就知识产权问题达成协议,从而结束了中美两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长达20个月的九轮磋商。

3月18日,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并发表题为《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社论。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学习活动的通知。

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国内交往中收受的礼品实行登记制度的规定》和《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确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继1956年全国号召“向科学进军”、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科学的春天”之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7月21日-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海域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并获得圆满成功。8月15日-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再次在东海海域及海域上空,进行导弹、火炮实弹射击演习。

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行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1月16日,京九铁路提前全线铺通。京九铁路位于京沪、京广两大南北干线之间,北起北京,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贯穿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九省市,全长2536公里,1996年9月1日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本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340亿元,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1997年,又提前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l 1996: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

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工作进入具体落实阶段。1月26日、27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规则。

1月28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部队组建完成。驻香港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和空军部队组成,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这支部队将于1997年7月1日零时正式进驻香港,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地方事务。

3月8日-25日,为显示中国人民完全有决心、有办法、有能力维护祖国统一,震慑“台独”势力,人民解放军向东海、南海进行发射导弹训练,并在东海、南海进行海空实弹演习和在台湾海峡进行陆海空军联合演习。1998年6月3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期间参加与上海市民的座谈时公开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3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新疆稳定工作。1997年,中央开始从内地省市、国家机关和国有重要企业派出一批骨干力量到新疆工作。此后,对口支援新疆的力度不断加大。

4月8日-11日,国务院办公厅在镇江召开全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工作会议,决定试点工作将由镇江、九江扩大到全国。会议提出了建立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十项基本原则。

4月25日,中俄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4月26日,中、俄、哈、吉、塔五国领导人在上海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

7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在钓鱼岛群岛的某一岛上建立灯塔事件表示“严重关切”。24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说,钓鱼岛及其附近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主张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中日两国在钓鱼岛上存在的争议。

7月19日-8月4日,第二十六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枚金牌、22枚银牌和12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列第四位。

8月9日-10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四次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使用暂行办法的建议等文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组建工作拉开序幕。

9月23日-25日,中央扶贫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由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是扶贫工作的重大改革,也是扶贫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扶贫工作要实行责任制,各级党政一把手要亲自组织指挥本地区的扶贫攻坚战;各级党政机关要组织大批干部,到贫困村具体帮助扶贫;要把扶贫攻坚的任务和措施落实到贫困村和贫困户。

10月10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

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12月16日,国务院任命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

12月31日,冶金部宣布,1996年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2021年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我国粗钢产量在2020年首次突破10亿吨。2020年底,工信部在部署2021年八大重点工作任务时,要求“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节点,实施工业低碳行动和绿色制造工程,坚决压缩粗钢产量,确保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l 1997: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决定》指出,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逐步扩大覆盖面,为城镇全体劳动者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积极稳妥地发展和完善合作医疗制度,力争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逐步向社会医疗保险过渡。

2月19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2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遵照邓小平及其亲属的意愿,邓小平的骨灰于3月2日撒入大海。

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3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

3月1日—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等重要法律文件。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2006年7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

6月4日,国家科技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决定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随后,科技部组织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又称“九七三计划”)。

6月30日午夜—7月1日凌晨,中英两国政府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于7月1日零时开始履行香港防务职责。

7月,在国际游资攻击及资本恐慌性出逃等因素影响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通知》。

9月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

9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着重阐述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9月12日,中国宣布在20世纪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将在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2003年9月1日,中国宣布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

11月8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功实现大江截流,标志着为期5年的一期工程胜利完成,三峡工程转入二期工程建设。2012年7月4日,三峡工程最后一台70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产。

12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提出“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会议制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l 1998: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战取得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

1月,全国林业计划会议宣布,从1998年起,国家将实施以调减木材产量、保护资源、分流人员、提高效益为主要内容的国有林区天然林保护工程。2000年10月,我国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2月25日—26日,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3月5日—19日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了这一改革方案。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点是,调整和撤销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宏观调控和执法监管部门。按照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部、委从40个减少到29个。国务院直属机构与办事机构也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

3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机关工作的实际贯彻执行。

4月27日—29日,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四分开一完善”,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

4月28日,国务院派出的第一批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稽察特派员及其助理培训班,在中南海举行开班仪式,94个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的总会计师培训班同时开班。

5月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宣告成立。筹备委员会由内地委员和不少于百分之五十的澳门委员组成,主任委员和委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任,负责筹备1999年12月20日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关事宜。

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实行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

6月25日—7月3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我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重大的国际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而重要的共识。克林顿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家组织。

6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6月中旬—9月上旬,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奋战,取得了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9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强调:“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同我们党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和新时期的创业精神一样,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继承和弘扬这些精神,激励我们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7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召开在京大型企业领导人参加的工委工作会议。

7月13日—15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决定对现行缉私体制进行重大改革:一是组建国家缉私警察队伍,专司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的职能;二是以海关为主,公安、工商等执法部门联合缉私,对查获的走私案件由海关统一处理;三是改革现行缉私罚没收支管理办法,坚持收支两条线制度。

7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10月14日,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区设置九家分行。

11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到2000年底,“三讲”教育基本结束。

12月1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l 1999: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3月29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条例共八章三十四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6月30日,《毛泽东文集》全部出齐。文集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八卷,编入了1921年—1976年《毛泽东选集》未收入的重要著作803篇,230万字。

7月11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就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电台采访时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的分裂言论发表谈话,严正警告台湾分裂势力,立即悬崖勒马,放弃玩火。12日,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就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所说两岸是“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两岸会谈是“国与国会谈”的言论指出,这种说法使两岸接触、交流、对话的基础不复存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各宗教团体和少数民族代表举行座谈会,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发表声明,批驳“两国论”。

6月17日,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指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振兴中华的宏伟战略任务。2000年10月2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提出打好三大攻坚战、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等36条具体意见。

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发展;二、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高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三、采取有效措施,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四、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全面推进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8月23日-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

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9月22日,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认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必须大力促进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转换、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9月28日,国务院发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正式确立了我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举行。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预备役部队组成的42个地面方队接受检阅。

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充分发挥党的这一政治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并发表新闻公报,从而为中国“入世”迈出重要一步。

12月19日午夜-20日凌晨,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澳门举行,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交接仪式后,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20日零时开始履行澳门防务职责。

11月20日,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完成预定的空间科学实验后,于21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一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l 2000: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跻身奥运金牌榜前三甲

1月5日-6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为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必须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

1月24日,由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织召开的西部地区开发会议在京举行。会议要求集中力量抓好关系西部地区开发全局的重点工作。从2000年西部开发新开工建设十大工程后,每年国家都在西部开工建设一批重大工程,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和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

2月25日,“三个代表”要求明确提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3月18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就台湾地区选举产生新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声明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及其结果,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事实。和平统一是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的。任何“台独”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对台湾新领导人,我们将听其言观其行。

5月19日,经过友好磋商,中国与欧盟在北京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

6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面向二十一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加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跨世纪中青年领导干部的培训轮训力度,以全面培养领导干部政治家素质为目标,建立和完善党校教学新布局,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6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2009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

8月,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9月15日-10月1日,第二十七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获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三名。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征战奥运会以来,首次跻身奥运金牌榜前三甲。

10月11日,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两个根本性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2001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11月8日,贵州省洪家渡水电站、引子渡水电站、乌江渡水电站扩机工程同时开工建设,我国西电东送工程全面启动。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决定强调指出: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在21世纪实现民族振兴和祖国统一事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要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基础,实现大陆人民的团结;以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稳定繁荣发展和拥护祖国完全统一为基础,实现大陆同胞与港澳台同胞的团结;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实现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服务。

l 2001:北京申奥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

1月10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进入预定轨道,在顺利完成预定的空间科学和技术实验任务后,于1月16日19时22分成功着陆。

2月9日,国务院作出《关于200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自2000年起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国家名义对为科学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给予最高荣誉的奖励。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吴文俊、袁隆平获颁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在海南博鳌举行。2002年4月12日至13日,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举行。

5月1日,中纪委和中组部发出《关于坚决防止和查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的通知》,要求严明组织人事纪律,按照规定的原则、标准和程序选拔任用干部;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加大查处力度,严厉惩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违纪违法行为;教育干部和党员加强党性修养,提高遵守组织人事工作纪律的自觉性;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从源头上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行为。

5月24日-25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举行。会议指出,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在20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6月13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6月15日,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元首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在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5国元首会晤机制基础上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并将我国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写入成立宣言。2004年1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成立。

6月29日,青藏铁路开工典礼在青海格尔木和西藏拉萨同时举行。青藏铁路由青海西宁至西藏拉萨,全长1956公里,其中西宁至格尔木段814公里于1979年铺通,1984年投入运营;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42公里,其中新建线路1110公里。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7月13日,北京获得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当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的消息传来,聚集在中华世纪坛和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的各界群众爆发出排山倒海般的欢呼。

7月16日,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总结了发展中俄关系的主要方针,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规定了两国今后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原则和方向。

9月24日-26日,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全面分析了进入新世纪党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认为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党的作风建设是适时和必要的。全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

10月2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通过了《领导人宣言》和作为附件的《上海共识》、《数字APEC战略》,发表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反恐声明》。这是中国第一次举行这样高级别的大型国际会议。

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以全体协商一致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11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十五”科技发展规划、“863计划”和科技攻关计划的重点项目已经确定,各类国家科技计划实施工作全面启动。

l 2002: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重点工程开工建设

1月10日,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召开退耕还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确定在过去两年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工程。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退耕还林条例》。

1月10日,据《解放军报》报道,中央军委日前批转《深化军队物资、工程、服务采购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由专门的采购机构统一组织,逐步实现以集中采购为主的采购模式。

1月14日,中央军委批准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这是我军历史上正式颁发的第一部军官职务任免条例。

3月2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三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并成功进入预定轨道。4月1日,“神舟”三号飞船在完成空间科学和技术试验任务后,在内蒙古中部预定区域准确降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4月8日,历时三年的第一期全国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完成,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和城乡用电同网同价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由于农民用电质量明显提高、电价明显下降,农村(县及县以下)用电量增长超过10%,首次超过城市。

5月15日,我国自行研制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顺利升空,将气象卫星“风云一号D”和我国第一颗海洋探测卫星“海洋一号”一同送入太空预定轨道。“风云一号D”卫星是一颗太阳同步轨道应用气象卫星入轨运行,加上已在轨运行的两颗地球同步轨道气象卫星“风云二号”,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有两种气象卫星同时在太空运行的国家。

6月,中央军委颁布实施《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维修工作条例》。这是我军装备管理体制调整后,中央军委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我军装备维修工作的第一部基本法规。

7月4日,西气东输一线工程(新疆轮南至上海)开工典礼举行。此后又建设了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三线工程。

7月25日,中央军委颁布施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装备条例》,强调要以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为标准,坚持质量第一、注重效益、量力而行、协调发展、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努力适应军事斗争准备对后勤装备工作的需求。

7月30日,科技部宣布启动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电动汽车、创新药物与中药现代化、奶业发展、节水农业等12个重大科技专项,以集中科技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3到5年内使我国在若干科技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实现产业化。

9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施行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条例》,全面规范我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军事训练活动,将“打得赢”、“不变质”列入军事训练的总目标、总要求。

9月12日,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确立了积极就业政策的基本框架。

10月2日,由国家计委和卫生部联合主办的国债西部疾病控制建设项目启动会在兰州召开。该项目覆盖全国200个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本建设投资最多、力度最大的项目。

10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关于实行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是解决军队办社会问题、加强质量建设的有效途径,也是减轻国家负担、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10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到2008年6月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11月8日-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11月21日,我国科学家完成了所承担的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第四号染色体精确测序任务,使我国对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测序工作的贡献率达10%。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独立完成的最大的基因组单条染色体精确测序。

12月3日,在摩纳哥举行的国际展览局第132次大会上,中国上海在投票中胜出,成为2010年世博会的主办城市。

12月27日,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江苏省、山东省施工现场同时举行。2013年11月15日,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

l 2003: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

1月5日,神舟四号无人飞船在完成预定空间科学和技术试验任务后,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准确着陆。至此,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四次飞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为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打下坚实基础。

1月7日,我国第一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正式开通,海南岛从此结束与大陆不通火车的历史。

1月7日-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发挥城市对农村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1月13日,我国首次颁发《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对于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国家空域资源,保证飞行安全,保障通用航空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3月31日,我国首例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获得成功,接受手术的患者彻底摆脱了使用长达9年的胰岛素。这一手术也是亚洲第一例成功的成人胰岛细胞移植手术。

4月4日,中央军委发布施行《军事法规军事规章条例》。这是中央军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制定的一部重要军事法规,是加强军事立法、推进依法治军的重大举措。

春季,我国遭遇一场过去从未出现过的非典型肺炎重大疫情。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夺取了防治非典工作的重大胜利。

5月23日,中国政府决定派出一支由30名富有经验的救援队员组成的地震紧急救援队,携带搜索犬以及设备、物品等,启程赶赴阿尔及利亚地震灾区,协助开展搜索救援。组建仅两年、首次赴国外实施救援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成为参与阿尔及利亚地震救援的38支国际救援队伍中,成功搜救出幸存者的两支队伍之一。

6月10日,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联合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号召广大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6月29日,内地与香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10月17日,内地与澳门签署《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8月22日,我国第一条沙漠高速公路——陕西省榆靖高速公路正式建成通车。榆靖高速公路是国家规划“四纵四横”西部大通道包头至北海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总里程134公里,主要沿古长城铺设,大部分路段穿越毛乌素沙漠。

8月27日,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幕。朝、美、韩、俄、日感谢中方促成六方会谈并为会谈提供良好设施和条件,认为六方会谈为东北亚和平提供了难得机会。

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10月14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10月15日-16日,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并安全返回,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12月10日,中国政府在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12月19日,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指出,落实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树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科学人才观,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12月30日,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应急供水工程北京永定河倒虹吸工程动工,这标志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启动,南水北调工程东、中线从此进入同步建设阶段。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l 2004:中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建成并投入使用

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任务是,以扩大直接融资、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目标,建设透明高效、结构合理、机制健全、功能完善、运行安全的资本市场。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5月10日-1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

3月20日,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就台湾当局举行公民投票,以及因投票人数未达总投票权人数的一半而无效,发表声明指出:“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3月22日,国务院印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3月2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决定2004年在黑龙江、吉林两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同时对重点粮食品种实行最低收购价。

4月7日,中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强调,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是中央为改革和完善纪律检查体制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加强党内监督的一项重大举措。

6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企业破产法草案对破产案件的申请和受理、管理人、债务人财产、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重整、和解、破产清算以及法律责任等作了规定。

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宗教事务条例》。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

7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正式发布。

7月28日,中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在挪威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新奥尔松建成并投入使用。2013年5月15日,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

8月22日,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举行。大会高度评价邓小平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勋,强调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伟大旗帜。

9月3日-5日,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亚洲34个国家的8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与会,围绕“交流、合作、发展”的主题,讨论“地区安全与多边合作、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三个议题,通过了《北京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主办国际性政党会议。

9月16日-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通知。

11月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全党开展了这一教育活动。

11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的意见》。

11月,中央军委批准颁布《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指出:军队团级以上单位和机关部门负有经济责任的领导干部,在任现职两年以上、即将离任、干部考核或经济方面有反映的情况下,都应当按照规定接受审计。

12月24日,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100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被授予“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这是中国首次表彰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12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新世纪新阶段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使命: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l 2005: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1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1月5日-6日,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从2005年1月开始,中共中央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分三批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集中教育。

2月18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

2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方面提出36项政策措施。

3月5日-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反分裂国家法》,明确国家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干部人事管理的法律,是干部人事管理科学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举行正式会谈。会后双方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60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5月12日和7月12日,胡锦涛在北京还分别会见了应邀来访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领的亲民党大陆访问团和新党主席郁慕明率领的新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陆访问团。

5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

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强调联合国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关切。

7月2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当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

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会议指出,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新世纪新阶段,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月8日-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0月12日-17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被顺利送上太空,第一次进入轨道舱,第一次进行航天医学空间实验研究,第一次进行压力服脱穿试验……神舟六号进行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次多人多天飞行试验,完成了我国真正意义上有人参与的空间科学实验。

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

l 2006: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1月12日,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发表《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指出:中国政府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中非间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11月4日-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年)》。

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提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

1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监督机制,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部署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为农民工服务工作,切实解决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4月14日-15日,两岸经贸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受权宣布和通报大陆方面将进一步采取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15项政策措施。10月17日,两岸农业合作论坛在博鳌举行。大陆方面推出20项扩大和深化两岸农业合作的新政策措施。

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要求把中部地区建设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使中部地区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

5月19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

5月20日,三峡大坝全线建成。三峡大坝全长2309米,达到海拔185米设计高程。

6月24日-27日,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举行,指出:要以提高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目标,围绕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主题,把军事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最高点海拔5072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7月10日-12日,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举行,指出: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是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些重大关系,也是统一战线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

8月3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必须采取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切实加强土地调控,解决建设用地总量增长过快,低成本工业用地过度扩张,违法违规用地、滥占耕地等问题。

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强调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10月15日-30日,第100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举行。在这届广交会开幕式上,中国向世界宣布:从第101届开始,广交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采购商最多且分布国别地区最广、成交效果最好、信誉最佳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目前,每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18.5万平方米,境内外参展企业近2.6万家,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万名境外采购商与会。

12月5日-7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举行,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l 2007:中国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1月8日—10日,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举行,指出:要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勤奋好学、学以致用,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顾全大局、令行禁止,发扬民主、团结共事,秉公用权、廉洁从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八个方面的良好风气。

1月13日,中央军委发出《“十一五”期间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意见》。

2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原则批准大型飞机研制重大科技专项正式立项,同意组建大型客机股份公司。

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3月1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尽快使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4月5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4月1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北斗二号导航卫星,正式开始独立自主建设我国第二代卫星导航系统。2017年11月5日,北斗三号第一、二颗组网卫星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标志着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球组网的开始。这是和美国全球定位系统(GPS)、俄罗斯格洛纳斯系统、欧洲伽利略系统并列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12月27日,北斗三号基本系统宣告建成,并开始提供全球服务。

5月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布在渤海湾滩海地区发现储量规模10亿吨的冀东南堡油田。

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5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

6月3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中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颁布的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6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的意见》。

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会议指出:要把建设的重心放在基层和农村,着力提高公共文化产品供给能力,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基本文化权益问题。

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7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旨在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7月1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指出: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稳定、持久、有效地解决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8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要求以城市低收入家庭为对象,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加大棚户区、旧住宅区改造力度,力争到“十一五”期末,使低收入家庭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农民工等其他城市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得到逐步改善。

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9月6日—8日,首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此后,论坛年会在天津、大连轮流举行。

10月2日—11日,2007年世界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在上海举办的特奥会,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在亚洲举办的夏季特奥会。中国特奥代表团在本届特奥会上共获得金牌459枚,银牌333枚,铜牌258枚。

10月15日—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明确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大会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来。

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绕月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发射成功,11月5日进入环月轨道,标志着中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2010年10月1日,嫦娥二号成功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发射成功并于14日在月面成功软着陆。2018年5月21日,嫦娥四号中继星成功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发射,2019年1月3日,实现世界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开展就位探测与巡视探测。

l 2008: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中国人百年奥运梦圆

年初,中国南方部分地区遭遇严重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取得了抗击雨雪冰冻灾害斗争的胜利。

2月29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该航站楼总体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

3月5日—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调整变动机构15个,减少正部级机构4个。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设置27个。

4月18日,京沪高速铁路(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站)全线开工建设,全长1318公里。8月1日,中国第一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到2020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3.8万公里,占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的26%。

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我国组织开展了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

6月5日,国务院印发《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规定林地的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届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

7月4日,两岸正式开通周末包机直航。12月15日,海峡两岸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州、深圳以及台北、高雄、基隆等城市同时举行海上直航、空中直航、直接通邮的启动和庆祝仪式。两岸“三通”迈开历史性步伐。

8月8日—24日、9月6日—17日,第29届夏季奥运会、第13届夏季残奥会先后在北京成功举办。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1万多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获得51枚金牌、21枚银牌、28枚铜牌,位居金牌榜第一位;在残奥会上获得89枚金牌、70枚银牌、52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夏季奥运会、残奥会。

9月14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意见》。2008年9月至2010年2月,全党分批开展了这一活动。

9月16日,我国首台超百万亿次超级计算机“曙光5000A”在天津下线。

9月25日—28日,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我国航天员首次实施空间出舱活动,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外层空间出舱技术的国家。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有关国际金融危机情况和应采取应对措施的汇报。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此前,9月中旬,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10月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12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

12月26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首批舰船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这是中国海军首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首次在远海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

l 2009:海峡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每年3月28日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2009年3月28日,西藏自治区举行首次“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庆祝大会,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一万余人参加。

1月27日,在“南极大陆不可接近之地”冰穹A点上,我国成功建立起昆仑站。2月2日,昆仑站正式开站。作为南极海拔最高的科学考察站,中国南极昆仑站成为人类南极科学考察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2月2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实行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开,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4月14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明确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现代国际大都市。

4月23日,庆祝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和多国海军活动在山东青岛及其附近海域举行。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国际性多边军事交流和多国海军检阅活动。

4月2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海峡交流基金会就开通两岸定期客货运航班等事宜签署《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6月30日,台湾当局开放大陆资本赴台投资。8月31日,两岸定期航班正式开通。至此,两岸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5月6日,国务院批准《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深圳将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等六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个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

7月27日-28日,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对话期间,双方就事关两国关系发展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出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扶持、加快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六大措施。

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2011年6月7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到2012年7月1日,我国基本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

9月18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举行。

12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出版。

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2016年8月8日,国务院批复《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

l 2010:中国首次举办综合性世界博览会

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2015年12月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若干意见》。

1月13日,海地发生7.3级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继第一时间向海地派遣国际救援队并及时提供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后,中国政府还向海地派遣由军队人员组成的医疗防疫救护队,体现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社会的安宁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人为本、救死扶伤的崇高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由此,全国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4月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对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作出部署。

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里氏7.1级地震。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夺取了抗震救灾斗争的重大胜利。灾后重建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4月1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强调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大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逐步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4月30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5月1日至10月31日举行的上海世界博览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246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中外参观者达7308万人次,创造了世博会历史上的新纪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综合性世界博览会,也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注册类世界博览会。

5月17日-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对新形势下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决策部署。

6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深刻阐述党史工作的意义,明确规定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和主要任务,对加强党对党史工作的领导、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提出新要求。7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

6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在重庆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推进了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和制度化进程。

7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8月8日,甘肃舟曲发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战,夺取了抢险救灾的重大胜利。

10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10月15日-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11月12日-27日,第十六届亚运会在广州举办,主题是“激情盛会和谐亚洲”。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0多名官员和运动员参加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位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这是继北京于1990年成功举办第11届亚运会后,中国再次举办亚运会。

12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全国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2015年8月1日,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12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对新形势下水利改革发展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提出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等体系。

本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l 2011:中国政府安全有序撤离中国在利比亚人员

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2001年至2011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共奖励3022项成果、27772人和1个国际组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16人。

2月22日—3月5日,因利比亚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政府分批组织船舶、飞机,安全有序撤离中国在利比亚人员(包括港澳台同胞)35860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撤离海外中国公民行动。

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要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的政策,引导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有序向中小城市和建制镇转移,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3月5日-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4月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在海南三亚举行,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五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发表《三亚宣言》。2010年12月,金砖四国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四国由此更名为“金砖国家”。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人。

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强调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通过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见》。

6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共产党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研究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充分运用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不断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先进性建设。

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1月3日、14日,神舟八号飞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先后进行了两次空间交会对接试验,均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完全独立掌握太空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作为中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二步中的关键环节,突破和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为我国建造空间站、开展更大规模的载人航天活动和空间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2月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据初步统计,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增长4.5%,不仅再创历史纪录,而且达到2020年粮食产能规划水平。这也是我国粮食产量连续第八年增长。

l 2012:中国首位女航天员进入太空

1月1日,已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退休人员再次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按照2011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10%左右确定调整水平,并对具有高级职称的企业退休科技人员、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提高调整水平。至此,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实现“八连增”。

1月12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11年底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为69079万,农村人口为65656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农村。

3月2日,国务院批复《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6月28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3月3日、9月10日、9月15日、9月21日,中国先后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标准名称、领海基线,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地理坐标,钓鱼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部分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及位置示意图。

3月5日—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该法总则。

3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关于在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4月17日,全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强调,深化医改要抓住医保、医药、医疗3个重点环节,实行“三轮驱动”。

4月1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

4月26日,第一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此后,每年举行会晤,现已形成“17+1合作”平台。

6月16日,载有景海鹏、刘旺、刘洋(女)三位航天员的神舟九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中国首位女航天员进入太空。18日,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实现自动交会对接;24日,刘旺操作飞船从140米外向天宫一号靠近,取得了首次手控交会对接的成功,这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完全独立自主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

6月27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达到7062米。中国海底载人科学研究和资源勘探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7月24日,海南省三沙市成立大会暨揭牌仪式举行。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海域,三沙市人民政府驻西沙永兴岛。

7月27日—8月12日、8月29日—9月9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三十届奥运会上获得38枚金牌、27枚银牌、23枚铜牌,金牌和奖牌总数均列第二位;在第十四届残奥会上获得95枚金牌、71枚银牌、65枚铜牌,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

8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启动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简称“国家特支计划”或“万人计划”)。

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

11月8日—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确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内涵及其相互联系。

11月29日,习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12月29日,习近平在考察河北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l 2013: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试飞成功

1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运-20大型运输机首次试飞取得圆满成功。2016年7月6日,运-20大型运输机正式列装空军航空兵部队。

3月11日,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讲话指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3月23日,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强调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3月25日,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首次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此后,中央政治局形成制度,原则上每个季度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形势。

4月26日,中国成功发射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首星高分一号。

5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2013年6月至2014年9月,全党分两批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

5月17日-18日,中央巡视工作动员暨培训会议召开。十八届党中央共开展12轮巡视,巡视277个党组织,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现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

6月20日,神舟十号任务乘组航天员王亚平在聂海胜、张晓光的配合下,为全国8万多所学校的6000多万中小学生进行了大约40分钟的太空授课活动。这是中国首次太空授课活动。

6月28日,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

7月9日、16日,国务院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明确提出区间调控思路,即经济运行要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此后,在2014年、2015年又相继提出实施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精准调控。

8月1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此后,自贸试验区试点由上海逐步扩大至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等地。

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8月,习近平在北戴河主持会议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明确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2015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9月7日、10月3日,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9月3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发布。按照“非禁止即开放”原则,清单之外的行业及项目全都开放。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负面清单管理外商对华投资。

10月21日,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新时期留学人员工作方针。

10月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外交工作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0月31日,西藏墨脱公路建成通车。至此,我国真正实现县县通公路。

11月3日-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考察期间,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

11月5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编制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第一次。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11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并发布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和识别区示意图。当日,中国空军在识别区内进行首次空中巡逻。

12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12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首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本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

l 2014: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举行

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1月21日,国务院印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提出到2030年产业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时提出,两岸双方应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2月27日,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强调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3月4日,习近平在关于农村公路发展情况的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

3月9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201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

3月24日,习近平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发表讲话,提出“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

3月28日,437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归祖国。到2020年9月,中韩已交接7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

4月10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建立和完善相关工作机制的意见》。2017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第一次全面督查。此后,国务院每年开展大督查。2019年4月22日,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举行,决定成立新开发银行并将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

7月2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8月19日,高分二号卫星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遥感卫星进入亚米级“高分时代”。

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

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强调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

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0月30日-11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古田举行。10月31日,习近平在讲话中阐明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重大问题。12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设立国家宪法日的决定》,将12月4日设立为国家宪法日。

11月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2016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

11月8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讲话,强调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应该是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并宣布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

11月11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倡导共建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伙伴关系。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

11月17日,上海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正式启动。2016年12月、2017年7月、2019年6月又相继启动“深港通”“债券通”“沪伦通”。

11月19日-21日,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会议确定乌镇为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

12月13日-14日,习近平在江苏考察工作期间讲话指出,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12月18日,中国第一座钠冷快中子反应堆——中国实验快堆首次实现满功率稳定运行72小时,标志着我国全面掌握快堆这一第四代核电技术的设计、建造、调试运行等核心技术。

l 2015:中国宣布裁减军队员额30万

1月6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这成为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一项制度性安排。

3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201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3月29日,正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临沂舰搭载首批122名中国公民,从也门亚丁港安全撤离。到4月7日,从也门共撤出中国公民613人,并协助来自15个国家的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5月6日,中国自主创新、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正式落户福清核电并开工建设。

6月1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并确定从2015年起,每年举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

7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7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7月6日,习近平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下决心纠正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

7月31日,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投票决定,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

8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正式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2019年6月6日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施行。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和阅兵仪式举行。习近平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

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提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10月9日,华阳灯塔和赤瓜灯塔竣工发光仪式在南海华阳礁举行,填补了我国南沙水域民用导助航设施的空白。此后,渚碧灯塔、永暑灯塔和美济灯塔陆续建成发光并投入使用,维护了我国南海主权和海洋权益。

10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8年8月18日,中共中央颁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阐述新发展理念,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11月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台湾方面领导人马英九在新加坡会晤,就进一步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开创两岸领导人直接对话沟通的先河。

11月23日,中央军委印发《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6年2月29日起,全军按新的领导指挥体制运行。

11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28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指出:牢牢把握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原则,以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为重点,协调推进规模结构、政策制度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改革。

11月27日-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12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此后,中央又先后批准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等国家公园试点。

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网络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呼吁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12月17日,中国成功发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

12月18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12月20日,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在统筹上下功夫,在重点上求突破,着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宜居性。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1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

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到2019年7月,亚投行成员数量已从57个增至100个。

12月29日,高分四号卫星成功发射。

12月31日,习近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此后,习近平又先后向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授予军旗并发布训令,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无锡、桂林、西宁、沈阳、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授予军旗并致训词,接见新调整组建的84个军级单位主官并发布训令,向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授予军旗并致训词,向武警部队授旗并致训词,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

l 2016:中国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首次公开亮相

1月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提出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1月5日,习近平在重庆召开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国家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5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

2月16日,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活动的通知》。

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指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要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2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201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3月23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正式启动澜湄合作机制。

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有关情况的汇报,确定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新区规划选址并同意定名为“雄安新区”。5月27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4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

4月22日,中国签署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4月25日,习近平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5月1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6月20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全部采用国产处理器构建的“神威·太湖之光”夺得世界超算冠军。

6月22日-8月12日,中国“探索一号”科考船在马里亚纳海域开展首次综合性万米深渊科考活动。其中,“海斗号”无人潜水器最大潜深达10767米,中国成为第3个研制出万米级无人潜水器的国家。

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7月12日,中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

8月16日,中国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2017年6月、8月,“墨子号”卫星先后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千公里级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纠缠分发、量子密钥分发和量子隐形传态。

9月3日,习近平出席在浙江杭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提出建设创新、开放、联动、包容型世界经济,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4日至5日,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习近平全程主持会议。

9月25日,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巨型射电望远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平塘落成启动。

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10月21日,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10月24日-27日,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11月1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首次公开亮相参加中国珠海国际航展。不久,歼-20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

12月2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部队编成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12月7日,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l 2017: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出坞下水

1月17日,习近平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发出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强音,强调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

1月18日,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主张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4月20日,我国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顺利发射入轨。27日,天舟一号顺利完成对天宫二号的推进剂在轨补加技术试验。至此,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圆满收官,正式迎来空间站时代。

4月26日,中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航空母舰出坞下水。

5月5日,中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这是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适航标准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民用飞机。

5月14日-15日,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5月18日,南海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试采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成功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

6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发展分享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

6月2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并于26日投入运行。中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实现全面自主化。

6月28日,中国完全自主研制的新型万吨级驱逐舰首舰下水,标志着我国驱逐舰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于完善海军装备体系结构、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具有重要意义。

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中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7月1日,习近平出席在香港举行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

7月8日,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7月9日,中国民航局为ARJ21-700飞机颁发生产许可证,这是我国喷气客机首张生产许可证。ARJ21-700新支线飞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飞机。

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成立。

7月14日-15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并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位一体”的金融工作主题作出部署。

7月28日,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7月30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在朱日和联合训练基地举行。习近平检阅部队。

8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要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9月3日-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讲话,强调要推进经济务实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促进人文民间交流,共同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

10月18日-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目标。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

11月19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决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全面完成。

11月30日-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举行。12月1日,习近平在出席对话会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

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归中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列。

12月18日-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造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这次会议总结和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l 2018: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军开训动员

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6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1月3日,中央军委举行2018年开训动员大会,习近平向全军发布训令。这是中央军委首次统一组织全军开训动员,是人民军队加强新时代练兵备战的一次崭新亮相。

3月5日-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确立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

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是习近平进行宪法宣誓。

3月以来,针对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不得不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同时,中国政府多次表示,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协商,才是解决贸易分歧的有效途径,任何单边的威胁或讹诈只会导致矛盾激化,损害各方利益。

4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使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13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指出,海南要着力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4月12日,中央军委在南海海域举行海上阅兵。习近平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加快海军现代化进程,努力把人民海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

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成立。

4月26日,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要求在新形势下继续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5月9日、6月2日,高分五号、高分六号卫星先后成功发射。

5月18日-19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习近平在大会上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大会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6月9日-10日,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举行。10日,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强调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6月22日-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要深入分析世界转型过渡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准确把握历史交汇期我国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统筹谋划和推进外交工作。这次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7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8月17日-19日,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锻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锻造高素质干部和人才队伍,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完成好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必须把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心环节。做好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9月3日-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习近平主持峰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中非要携手打造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10月20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成功实施首次水上试飞任务。

10月23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

10月28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11月1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要求落到实处,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要不断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11月5日-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5日,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1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

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大会向100名获改革先锋称号的同志和10名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的国际友人颁授奖章。

l 2019:我国首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

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召开。习近平在纪念会上发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讲话,阐述立足新时代、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五项重大政策主张: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

1月4日,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讲话指出,全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新的起点上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对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作出分析,提出要求。

1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3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4月23日,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活动在青岛举行。习近平出席并检阅舰队。来自61个国家的海军代表团、来自13个国家的18艘舰艇远涉重洋,汇聚黄海,共贺中国海军华诞。

4月30日,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召开。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5月15日-22日,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开幕式上发表《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呼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5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意见》。2019年5月底至2020年1月,全党分两批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要求是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具体目标是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四家运营商颁发5G牌照,中国通信行业进入5G时代。到2020年底,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开通5G基站超过71.8万个,5G终端连接数超过2亿。

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9月17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其中“共和国勋章”8人,“友谊勋章”6人,国家荣誉称号28人。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举行。

9月18日,习近平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强调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9月20日,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召开。习近平讲话强调,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凝聚共识,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

9月25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

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10月1日,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举行。习近平发表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

10月18日-27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军事体育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来自109个国家的9300余名军体健儿同场竞技、增进友谊,来自42个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应邀出席开幕式。

10月28日-31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全会强调,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11月8日-10日,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召开。习近平指出,加强新时代我军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

12月17日,中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交付海军,习近平出席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

12月20日,习近平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发表讲话指出,总结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可以获得四点重要经验: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始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

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2000多秒后将实践二十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2月30日,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l 2020:14亿中国人民都是抗击疫情的伟大战士

1月7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对做好2019年12月27日以来湖北武汉监测发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要求。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取得了全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9月8日,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召开。习近平强调,要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化危为机,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强化“六稳”举措,加大政策调节力度,把我国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强大动能充分释放出来。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在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的同时,全面落实“六保”任务。

3月6日,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召开。习近平强调,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1月23日,我国最后9个贫困县实现贫困退出。

3月26日,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并发表《携手抗疫,共克时艰》讲话。5月18日,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团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致辞。6月17日,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并发表《团结抗疫,共克时艰》主旨讲话。到2020年12月,中国已向150个国家和13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有力支持了世界各国疫情防控。

4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

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

6月23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至此,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仪式并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6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7月23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发射,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第一步。

9月22日,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强调,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理念,坚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宣布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重大举措。宣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9月30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中央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把握的第一条原则。这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之举,是强化“两个维护”制度保障的标志性成果。

10月2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我们要铭记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历程和伟大胜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知难而进、坚韧向前,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10月26日-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要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9日,习近平在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

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11月16日-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会议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12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

11月24日,长征五号遥五运载火箭成功将嫦娥五号探测器送入地月转移轨道,探月工程第三步正式拉开序幕。在轨工作23天后,12月17日1时59分,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1731克月球样品,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预定区域安全着陆。该任务的成功实施,标志着我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成为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1月28日,“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

12月4日,中国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世。这一突破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12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12月24日、25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12月25日,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12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这是首部全国性流域立法。

12月30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7次会议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要坚定改革信心,汇聚改革合力,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七年多来,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

本年,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市场主体的急需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稳住了经济基本盘。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好于预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增长2.3%,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宏观调控积累了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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